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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2章 篝火晚会（第1页）

所以，过去这一年，作为朔方太守，河套地区最高行政、军事长官的程不识，在将主要的精力，放在河套及周边地区的军事战略安排的同时，也将相当一部分精力，放在了观察、了解治下河套部族的生活方式、社会运转逻辑之上。

经过长达一年的观察、总结，以及长安天子荣三不五时以书信提点，程不识也已经对游牧之民，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

了解过后，程不识也愈觉得游牧之民，是可以通过非军事手段征服的了。

——先，相较于华夏农耕文明，游牧之民最大的一点不同，无疑便是主要生存手段。

游牧。

用长安天子荣的话来说，便是通过周期性的迁移，追逐水草的畜牧。

与汉家百姓以农耕为主要生存手段不同的是：游牧之民‘游牧’，是无法固定起生产、生活地点的。

汉家的农人，多半是田亩在哪里，家也就在附近。

几百几千户人家的田亩相连，这几百几千户人家，也就会聚居于这片农田附近，形成村落，乃至于乡镇。

农田带不走，搬不动，所以汉家的农人，多半一辈子都不会搬家，甚至一辈子都不会走出家乡所在的城镇，乃至于乡里。

生产生活场所长期固定，且是以数十上百年、几代人为单位固定在一处，针对汉家农人的统治、治理，自然是相对轻松一些。

而游牧之民，以牛羊牧畜，而非田亩作为生产资料。

田亩搬不走，牛羊牧畜，却是可以，也必须赶着走的。

一块水草，牛羊啃食十几日，游牧之民便要迁移换一块草场。

这导致游牧之民的人口流动极为频繁、流动范围极大。

再加上草原特殊的地理特征，也根本不存在设置关隘，监控、掌握人口流动走向的可能性。

在汉家，在农耕文明的社会运转逻辑中，人口流动，是社会动乱最根本的源头。

因为人口流动与否，对于一个县、一个郡而言，治理难度以及治理所需的精力，是差着十万八千里的。

在人口流动几乎被禁止，且受到严格管控的当今汉室，一个县需要治理的，就是当地户籍的几千、几万户农人。

不单人口数量稳定不变，甚至就连被统治的人，也几乎是不变的。

张三李四王二麻子，一天是本县之民，便一世都是本县之民。

没有流动人口，没有外来因素对当即社会生产、经济等各方面的影响。

对于一个县令而言，唯一需要做好的事，便是将治下，这固定的几千、几万户人家治理好。

甚至可以根据具体的状况，进行针对性的安排！

比如：张三种不好地，得隔三差五派个农稼官去指导一下，然后让张三带带左右相邻；

李四年轻时在街头混过，有个啥事儿需要打听，找李四准能问到蛛丝马迹；

孙五祖上当过官儿，在官场有点人脉，有需要的时候可以让他帮忙牵线搭桥，与周边郡县，亦或是上一级属衙往来联络；

钱六老实本分，儿子也多，有个啥兵役劳役的，从他家征丁准没错。

在如今汉室健全的户籍制度下，每个县，几乎都能以‘人’为单位，将治下百姓归入档案，构建原始版的‘人才库’，并作出针对性的治理指导意见。

而且，由于户籍制度完善，人口流动又被严格控制，就使得社会治安状况，也能凭借极小的成本，就维持在一个极高的水平。

杀人放火之类——有外来人就查外来人，没外来者，就查本地那些个地痞流氓，或脾气火爆的人，准没错。

而且大家伙也都认识，在一乡、一里都生活几十年，甚至好几代人了，彼此是个什么吊样也都门儿清。

真要惹了事儿，没有官府的传、引，也根本逃不出多远——不是落草为寇，惨死深山老林，就是在逃到隔壁县时被抓获。

好处数之不尽，弊端约等于零。

而到了草原，到了游牧之民身上，华夏农耕文明赖以维护社会稳定的人口流动控制，却成了彻头彻尾的空谈。

汉家，或者说是华夏文化，为什么那么讨厌、鄙视商人？

因为商人居无定所，动不动就要去天南海北贸易行商，一走就是大半年，甚至好几年。

什么时候走，他不跟你说，往往是说走就走。

什么时候回，他也给不出个准确时间，什么时候想回来就什么时候回。

外出的这大半年，乃至好几年，这厮去了哪儿，干了什么，是否在深山老林杀人越货，亦或是死在了其他杀人越货的商人手中，也根本无从得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