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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2章 篝火晚会（第2页）

说白了：商人在封建社会的原罪，便是其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无法被田地限制与一乡、一县。

作为无法被控制流动的人口，商人群体，极大的太高了政府的治理成本，耗费了极大了政府经历，又对社会治安、和谐稳定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同时，却又在自己谋取庞大利益的同时，并没有为国家带来相应的税赋、劳动力贡献。

一说要征兵，一看商人，出去游商去了。

一说要征劳修个水渠，也根本找不到了。

连他去了哪儿、做了什么都控制不了、无从得知，自更别提从他手里收取税赋了。

而草原游牧之民，对处于封建时期的华夏农耕文明而言，就像是一群数之不尽的商人，共同生活在一片土地上。

寻常的郡县，千儿八百号人里才会出一个商人、一个不受控制的刺儿头，不安定分子。

而草原游牧之民，却是成群结对，以部族为单位聚居、生活的刺儿头，不安定分子，占据了整个社会成员结构！

治理一片完全由游牧之民组成的游牧区，对于汉室官员而言，就等于管理一个没有农民，全是商人的郡、县！

这有多恐怖、难度有多大，也就是可见一斑的了。

无法控制人口流动，对于封建政权而言，可谓是祸乱根源。

因为这个时代，没有监控、没有天眼，甚至都没有像样点的人像留存手段。

在这个时代生命案，官府破案的唯一方式，便是猜。

——我猜，多半是隔壁那个外来客。

——我猜，是村口那个脾气火爆，手里见天儿都挥舞着菜刀的屠夫。

——我猜，会是街头那几个好吃懒做，心术不正的地痞无赖。

通过控制人口流动，来将天下按郡、县分割成无数份，然后根据案件生的地点，来将嫌疑人范围确定为：案件生地所在的县，乃至乡、里。

再从这个范围中，去找有可能犯罪的不安定分子，然后审问也好，拷打也罢，总归是能查清真相。

因为人口流动被严格把控，所以犯下事儿的人，是跑不掉的。

又因为知道自己跑不掉，客观条件不允许民众抱有任何侥幸心理，所以大多数人，都会竭力不去犯事儿。

同样的逻辑，在人口不受控制的草原，却根本行不通。

跑不掉？

嘿！

你当我马白喂这么健硕的？

我一刀捅下去，人还没断气，我都能策马狂奔跑到百八十里外了！

等有人现尸体，我说不定都从河套北上幕南、西至河西，甚至是跑到漠北去了！

你就查吧。

一查一个不吱声。

社会关系，犯案动机，也同样无从查起。

因为不定居，所以游牧民族的生活，除了部族内部会绑定较强外，部族与部族、不同部族的个体之前，往往都是萍水相逢，而且是游牧途中意外偶遇。

再加上游牧与农耕的根本逻辑差异，使得游牧民族在一片区域的人口密度，也远低于农耕文明下的农民。

农民的田亩往往是阡陌连野，彼此相连于平原，故而聚居为乡、里。

而游牧之民，哪怕是同一个部族，也可能是几百户人家，分散于方圆几十里的辽阔草场。

一个游牧之民家庭，周围几里地都没有第二户人家，在草原是稀松寻常的事。

被偶然光顾，期间与人生争执，甚至出现命案，多半是直到尸体腐烂臭，引来秃鹫等食腐动物，才会被察觉。

就像是汉人地界，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便有可能生杀人坑尸，毁尸灭迹的命案。

而草原，就是一片方圆数百上千里，乃至数千上万里的大型深山老林。

于是，在华夏农耕文明社会屡试不爽的控制人口流动、降低治理成本，以最小的成本维护社会基本治安的逻辑，在草原上就成为了空谈。

草原上的人口流动，就像是鸟类翱翔于天空，不受控制，甚至不受监控。

近乎完全遵循野生动物自然法则的人口流动频率、范围，也是的游牧之民的社会运转逻辑，无限接近最原始的丛林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