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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深处是故乡（第1页）

电影深处是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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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读完王小帅的新书《薄薄的故乡》，我才知道他的电影和生活经验之间具体的联系。“你电影里面情绪的每次波动，这本书几乎都告诉了来源。”

我对作者说。这本书是了解电影文本与电影作者关系的路径。而书中所昭示的重点——王小帅对外部世界的疏离感以及内在的漂泊感之深，超乎了我的预想。虽然那些感受已经延伸在了他的电影作品里面，但是看电影的时候，我没想到这一切对于导演如此重要，如此具有历史的根基。

在2015年的9月初，我和王小帅在成都言几又书店进行了一次对话，名为《电影与乡愁：独立电影是否还有新的可能》。借着新书的推介，谈的更多的是他的电影，同时谈及近期的电影界局面，包括王小帅新作《闯入者》（2014）所遭遇的一切。

我曾思考那些在电影中自觉或者不自觉重复出现的元素，它们究竟意味着什么？《我11》（2012）里面“我”

目击年轻逃犯跳入水中，父亲用自行车驮着儿子去野外写生，这些情节都曾在小帅的生活中真实发生过，但它们仅为次要的碎片，电影中有更为深隐的主题，与经验世界保持了契合。

在对话会上，我谈到了以前总结的小帅电影中的母题，就是不停地要离开“此地”

——《冬春的日子》里面刘晓东和喻红夫妇要离开北京

；《二弟》（2003）以福建的偷渡为背景，人们冒死也要离开出生地；《青红》里是要离开贵阳，这个故事是导演的家庭故事，导演的父亲王家驹先生曾经是上戏老师，后来随着在军工企业工作的妻子去了“三线”

，多年后他们想回到上海，却回不去了。

不停地要离开“此地”

的主题，联结着的一个内涵，则是对于“被给予的生活”

的拒绝。由于这一叙事元素在王小帅电影中不停地出现和激荡，故而已经成为他电影叙事的一个原型。这主题其实也是小帅家庭叙事中不停出现的主题。在《薄薄的故乡》中，我看到一些重要的场面，发生在他们被迫迁徙的时刻。王家驹在上戏读书和教书7年，一朝离沪赴贵阳，王小帅写道：

“有一个画面是父亲反复说起的。……先期去的人都来迎接，帮着各家搬运行李。他看到，沿着山脚摆放着各家各户运来的家什，床、书桌、五斗柜、沙发、锅碗瓢盆，密密麻麻，绵延开去，蔚为壮观，父亲说他当时心里‘咯噔’一下，心想‘完了’，这一切不是梦，不是幻觉，这就是现实了。”

那是1966年9月底的故事，20年后，1989年的年底，小帅被分配到福建，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我永远记得一年后的那次报到旅行，从北京去往福建。……望着窗外墨一般的黑暗，……恐怖和孤

独感如凉水般慢慢地浸透了全身。……崩溃出现在次日早晨，……这一切都错了。……等这趟列车真正到了终点，一切都来不及了，一切都没法改变了，……我要下车，我要坐火车回去，不能等到一切都变成现实。”

经过20世纪80年代社会控制的稍微放宽之后，小帅仍然要接受一个被给定的命运，那一届大学生普遍遭遇类似问题。命运似乎重演了，对此，两代人都是如何应对的？1979年王家驹一家成功“逃离”

贵阳，但不是靠他的个人努力达成的，而是由于上海的朋友偶尔向武汉话剧团长提到他，而武汉正好缺一个演员，有一天他接到一个电话，之后全家就去了武汉。那年小帅13岁。多年后的叙述里，父亲说：“这完全是被动的。”

虽然那次调动是王家驹想要的，但是他还是在感叹这并非自己主动而为的结果，似乎此事并未体现人的自由意志与尊严。这种自觉性的产生和表达是伟大的。王小帅谈及此事时说：“父亲说过，在中国，个人是决定不了自己的命运的。少年时听父亲这么说会莫名其妙燃起仇恨，是谁那么坏，谁不让父亲决定自己的命运。”

而在《我11》的开头，孩子问父亲为何不在厂子里面上班，父亲说：“大人在哪里上班，不是由大人自己决定的。”

此处的台词里面，特别强调了“大人”

二字

。

王小帅和父亲都曾使用一个类似的比喻——“我们就是河床上的水，顺流而下，无法控制”

。王小帅说父亲一直想掌握自己的命运，“父亲谈得最多的是尊严”

。其实当一个人无法按照自己的意志选择生活方案的时候，他是一个被贬低了的人。可以感到小帅深爱他的父亲，他为父亲生命尊严的被贬低而痛心——其实父子俩互相痛心。我看过王家驹先生去世前夕出版的《天窗》一书，谈及小帅在北京做独立电影人的遭遇，其担忧与心痛溢于纸上。《薄薄的故乡》中，王小帅将三线职工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密谋逃回上海的努力，称为“人性的觉醒”

，这个过程在电影《青红》里面，已有沉重的表达。

王小帅这一代导演喜欢讲述个人故事，但对于他反复讲述的“三线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