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福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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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百八十六章 争鸣（第4页）

的传统观点，竟然公开批评起了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指责“亚洲的一部分青年，正在抹杀抛弃亚洲古来之文明”

。

这就把几乎整个中国文化界的后起之秀给得罪了。

尤其是一枝独秀陈仲甫先生反差最大。

仲甫先生曾经在1915年翻译表过泰戈尔的诗作，介绍泰戈尔是“提倡东洋之精神文明者，曾受诺贝尔和平奖金，驰名欧洲。印度青年尊为先觉，其诗富于宗教哲学之理想”

。

而这一次，仲甫先生就不客气了，表了《泰戈尔与东方文化》等多篇文章，评价道：“泰戈尔初到中国，我们以为他是一个怀抱东方思想的诗人，恐怕素喜空想的中国青年因此更深入魔障，故不得不反对他，其实还是高看了他。他在北京未曾说过一句正经话，只是和清帝、舒尔曼、安格联、法源寺的和尚、佛化女青年这类人，周旋了一阵。他是一个什么东西！”

并且奉劝道“请不必多放莠言乱我思想界，泰戈尔！谢谢你罢，中国老少人妖已经多得不得了啊”

！

吴稚晖指责得同样很犀利：“泰戈尔先生心知帝国主义可恨，却不给国人一些能力，只是叫嚣处于旧石器文明的人们抱无抵抗主义，等候使用铁器的帝国主义自己恶贯满盈。那正如我们乡里有句俗话‘把自己作烂菜叶，卧在地上，希望叫强盗滑倒’同一滑稽呀。”

胡适本来也挺喜欢泰戈尔的，听了他反对新文化运动的话，态度立马转变，不过胡适的反对之语说得很委婉，只是认为泰戈尔的思想不太适合当下的中国。

泰戈尔之所以受到“有点难堪”

的批评，是因为他在一个错误的季节带着一种不适合中国国情的“救世福音”

，又置身于一群不理解他的中国文化思想者（包括欢迎者和反对者）中间造成的。胡适觉得泰戈尔访华是“伴随着一连串的误解的不愉快的交流，是一次不欢而散的文化聚会”

。

说起来，这个情况与此前轰轰烈烈的科玄之争有点类似。

玄学的一些观点说不上错，只是不适合当下的中国；又或者说次序错了，毕竟有了经济基础，才有上层建筑，玄学那些观点还有泰戈尔的一些观点就属于上层建筑，最少你得等中国和印度都变成美国英国那么强以后再说吧。

真到那时候，还有谁敢反对……

除了胡适、陈仲甫、吴稚晖，包括鲁迅在内的绝大多数知识界人士也不赞同泰戈尔的思想。

貌似只有徐志摩、林徽因、冰心等少数文艺青年对他顶礼膜拜。

泰戈尔来到清华时，便住在了漂亮的清华园里，同时再次表了一场正式演讲。内容无非还是那一套，即精神文明永远高于物质文明的所谓“东方主义”

立场（印度根本代表不了东方，得加个引号）；还有就是大肆宣扬西洋文化随着欧战已经破产等等。

这些说法倒是和请他来的梁启不谋而合。

李谕当然也不会赞同，一战对欧洲影响确实很大，但并不致命，以后中国还要继续追赶很多年才大大拉近与达国家的距离。

这其间的苦只有中国人能体会到。

李谕绝不会容许有人眼高手低，吹嘘精神高于物质，那不就是否定中国人几十年的辛苦努力嘛。

这天正好还是梁启的生日，他邀请了包括泰戈尔在内的许多文化界名流一同赴宴。

李谕带着礼物登门祝贺。

梁启高兴道：“东方获得诺贝尔奖的没有几位，今天竟有两人到了我家，一句蓬荜生辉不过如此！”

泰戈尔说：“巧的是，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那一年，李谕先生也第二次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当时李谕就和泰戈尔有过一次深入的谈话。

胡适说：“就算鄙人不研究科学，也能看得出，李谕先生距离获得下次诺奖不远了。”

李谕笑道：“那是评委会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