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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8章 置倭岛都督（第1页）

第238章置倭岛都督

天武天皇（现称倭国王）递上降表，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那只是一场盛大仪式，一份书面承诺。如何将军事胜利转化为稳固有效的统治，将倭国这个桀骜不驯的岛国真正纳入大唐的掌控，才是远比战场厮杀更复杂、更考验智慧与耐心的任务。李瑾深知，征服易，统治难。尤其是面对一个孤悬海外、语言文化迥异、地形破碎、豪族林立的地方，直接设立郡县、派流官治理，不仅成本高昂，而且极易激起持续的、难以扑灭的反抗，将唐军拖入治安战的泥潭。

羁縻，是唐朝处理边疆和归附少数民族政权的成熟政策。其核心在于“因俗而治”

，承认地方领的世袭统治权，保持其原有的社会结构和风俗习惯，但必须接受唐朝的册封，奉大唐正朔，定期朝贡，并在军事、外交上服从中央调遣。这种方式成本低，阻力小，能有效维持边疆稳定，并将这些地区逐步纳入中华文化圈。

对倭国，李瑾打算采取一种更为深入、控制力更强的“羁縻-都督府”

复合模式。在保留倭国原有统治架构（倭国王及其朝廷）作为民政象征的同时，设立一个权力极大、由唐人担任的“倭岛都督府”

，总揽军政、监察、外交、重要资源开采等核心权力，形成事实上的“二元统治”

，最终目的是将倭国彻底改造为一个唯大唐马是瞻、资源可控、战略可靠的海外藩屏和前进基地。

奈良城（唐军已正式将其改回原名“藤原京”

，以示对倭国旧制的否定，但为叙述方便，仍称奈良）原太政官署，如今的大唐征东元帅行营，成了新政令的制定中心。李瑾召集了何迦楼、金仁问、随军文吏、以及少数经过甄别、表现合作且通晓倭国事务的降倭贵族（如曾作为遣唐使、对唐文化有亲近感者），连续数日闭门商讨。

“羁縻之要，在于分而治之，以夷制夷，更要抓住命脉。”

李瑾指着墙上新绘制的倭国全图（依据倭人献上的旧图及唐军探查补充绘制），对众人阐述他的构想。

“其一，分权。倭国旧制，权力过于集中于畿内贵族，尤以藤原氏为甚。此番藤原不比等虽逃，其族势力犹在。我等当扶植其他势力，如苏我氏残支、地方有影响力的国造（地方豪族）、甚至部分佛寺势力，使其相互制衡。倭国王（天武）一脉，可暂且保留，以为象征，但其子嗣、近支，必须入质长安，其本人亦需在适当时机‘请旨’移居洛阳‘颐养’，使其远离倭国权力中心。”

金仁问对新罗内部倾轧和倭国政治素有了解，点头道：“大帅明鉴。倭国贵族，内斗不休。可效汉武推恩之策，明升暗降，分化其领地、部民。对恭顺者，许以唐官虚衔、贸易之利；对鼠两端者，以兵威震慑；对冥顽不灵者，则借‘平叛’之名，以雷霆手段除之，其地或设军镇，或分赏有功归顺之豪族。”

“其二，控军。”

何迦楼接口，手指划过本州、九州、四国之间的海域，“水师乃我立足之本。当在九州博多津、本州难波津、四国屋岛（后世高松附近）等要害之处，建立永久性水师基地，常驻精锐战舰，控制航道，震慑不轨。倭国原有水军船舰，一律销毁或征为商用，禁止其再造大船。陆上，于畿内、九州、本州关东等要地，设立军镇，驻屯我唐军精锐，以为威慑。倭国旧有军团、贵族私兵，除少量维持地方治安者，余者尽数解散，兵器甲仗，集中收缴管理。”

“其三，掌财。”

李瑾点向地图上几个被特别标记的区域，那是从投降贵族和僧侣口中拷问出的、已知的主要金银矿藏地点，“倭国贫瘠，然多金银。其佐渡、石见、甲斐等地，皆有富矿。此乃其命脉，亦是我大唐此番用兵所耗之补偿，未来控制其国之锁钥。当立即派遣精干吏员，由工兵及格物院匠师（随军带有勘矿工匠）护送，前往勘察，设立矿监，招募当地民夫，以我唐法、唐技开采。所得金银，大部输送洛阳，小部留作驻军及行政开支。此为其战争赔款之主要来源，亦是我羁縻其国、笼络本地合作者之资源。”

“其四，通文教，定法统。”

随军主簿，一位出身弘文馆的学者补充道，“倭国文字、衣冠、制度，多仿我唐，此乃羁縻之利基。当勒令其国，公文、典籍、科举（若有）、官方礼仪，必须全用汉文、汉字。鼓励倭国贵族子弟入长安国子监、太学就读，习儒经、明礼法。其国中，可设‘唐学所’，教授汉文、儒学、算学。久而久之，其精英必以通汉学为荣，心向大唐。其国史书，需由我唐官审定，去除僭越之语，申明永为唐藩之義。其神道教、佛教，可暂不干涉，然其寺田、僧兵需加限制，其领袖需受唐官敕封或认可。”

李瑾赞许地点头：“诸位所言，皆中肯綮。可依此拟定《倭岛羁縻敕令》，详列条款。然，徒法不足以自行。需有一强有力之机构，总揽执行，监察各方。故，本帅意，奏请朝廷，于此处设立‘倭岛都督府’。”

他站起身，走到地图前，手指重重点在奈良的位置，但随即又移向靠近海岸的难波津（大阪）：“都督府驻地，不设在奈良这旧都。奈良乃倭国旧势力盘踞之地，关系错综复杂。当设于难波津！此地濒海，便于与我水师联络，交通便利，亦远离旧贵族之窠臼。以难波津为基，兴建新城池、港口、官衙、仓廪，名为‘镇倭城’！倭岛都督府，便设于镇倭城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