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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七章 宏伟（第1页）

清明节后，大地回暖了。

春雨已歇，但有春风、有春意，有改革的春潮，在湘南大地上涌动着。

在清明过后的星期一这一天，《湘南日报》的头版头条，重磅刊发了胡宪峋考察云溪村的新闻。

与此同时，一篇气势磅礴的文章，一道登陆了这家湘南地区的第一大报的二版，伴随着清晨的日光，出现在了湘南各个地区的大街小巷。

胡宪峋考察云溪村的新闻和那篇文章在全省范围内引起瞩目之余，江川城，则不知道有多少人因此而陷入到无尽绝望当中。

那片文章题目：《中国城乡融合发展视域下的公有企业制度改革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构想》。

文章署名：联盛集团董事长张云起。

在文章的开篇，张云起如是写道：“《吕氏春秋·审分》中记载：‘今以众地者，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则速，无所匿迟也。’在两千三百年以前，我们的祖先便指出了一个简单道理，井田制下，农夫耕种公田不积极，但废除井田制、实行按亩征税的制度后，农夫的生产积极性明显得以提高。

在中国自1978年开始的浩荡的改革开放进程中，民主化和法制化进程中，为解放生产力，呼唤着‘国退民进’，呼唤着私人产权的确立和扩展，呼唤着‘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而推动公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和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改革，盘活国有工业用地和农村耕地，优化城乡资源配置，加速城乡要素资源双向流动，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核心途径。”

基于这一总论点，张云起指出：“站在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视域下，就公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而言，我们必须得承认的一点是，当前中国的公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基本上是在中国国内市场的竞争化过程中扩展开来的，不仅没有现成的理论框架和成功经验作为参照，甚至还缺乏明晰的、操作性较强的纲领、政策或法律依据，但是在大的政策背景和市场竞争的筛选压力下，总有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值得注意。”

“就在去年，我国出台了分税制改革。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对保障改革开放的推行十分重要，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忽略分税制的弊病，它带来了地方财权与事权不匹配的问题，为改善民生，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地方需要开辟第二财政，也就是土地财政。土地财政的建立，则需要围绕城市核心资产—国营企业所有的工业土地进行有效盘活。这是‘江川’模式的真正内涵。”

张云起丝毫不回避近来被推向风口浪尖的“江川模式”

，他在文章中指出：“在胡浩波教授的文章中，他的几个论点最核心的是‘江川模式’与‘国退民进’呈相背离，他认为中国国营企业改革应该基本遵守‘国退民进’的思路，这才符合现代经济学意义上的产权制度改革。然而，我始终认为，就我们国家的国情而言，国可以退，但不能完全退，甚至是不能大退，中国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涉及到经济命脉的产业，必须牢牢控制在国营企业手中，因此，一个可供参考的改革思路是‘抓大放小’，放掉小的，牢牢掌握住大的。”

“抓大放小”

的国营企业改革思路，是两年后的1997年才提出来的。张云起直接给出了具体实施路径：“在‘抓大’策略实施的层面上，有四条路径可供参考：一是直接改造成持股主体多样化的股份公司；二是改造成国有独资公司，然后再由国有独资公司作为投资主体，将生产主体部分改造成为多元投资主体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三是由原来的行业主管部门改造成纯粹的控股型国有独资公司；四是按照先改组，后改制的原则进行结构调整，实行资产重组。”

“在‘放小’策略实施的层面上，主要由地方政府与平台公司来推动。改革即‘放小’的步子，可以迈得大一些，方法主要是依托如江川市国投一样的平台公司，针对下面的国有中小企业，通过破产、拍卖、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等多种改革形式，在短时间内实现国有产权的‘民营化’。

国企改革问题的核心，一直是激励机制的问题。‘放小’的这部分改革，可以将抵消的国有资产让渡给能够建立很好的激励机制的民企去经营，从而使得国有中小企业扭亏为盈，并且解决债务问题，为平台公司腾出工业用地，为打造土地财政奠定基础，具有极大的经济上的合理性。

在这一方面，可以参考江川市国投与联盛集团达成的46家罐头厂委托承包经营合作项目，该项目为市国投腾出28块工业用地和老厂区，基于这些工业用地和老厂区，市国投可以通过招拍挂转为商住用地发展商业地产和房地产行业，也可以招商引资打造重点制造业产业，还可以利用工业用地和旧厂区开发专业市场进行高效盘活，从而充盈财政，推动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服务市民，优化营商环境，发展产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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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这里，张云起基本上已经把他认为当前国营企业改革所面临的问题和“江川”

模式的核心要义讲完了。

随后，他笔锋一转，直指当前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的深刻问题。

张云起在文章指出：“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改革，一直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先声和贯穿整个过程的主要内容，我国需要打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趋于固化的城乡分工格局，在70年代末期确立了家庭承包经营的农地基本经营制度，有效解放了劳动力，小农经济迎来复苏，然而，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速，大量农村青壮劳力奔向城市务工，农地细碎化的小农经济难以为继，城乡要素单向流动，城乡二元结构加剧，传统的乡土中国正迎来结构性困境！”

写到这里，张云起从三个更深层次的角度指出，当前城乡二元结构下的“三农”

所面临核心问题：

一是从工农关系角度来思考土地制度问题：在计划经济时代，农业和工业始终是处于相互补充地位，土地本身具有保生存和保建设的双重功能，在中国的现代工业基础体系建成之前，大量的农业人口为工业建设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二是从历史正义的角度来说，农业是工业的“债权人”

，有理由要求在初步建立起现代工业体系之后，对广大农村进行一定的制度红利补偿，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工业就业机会，为农业建设进行反向的工业资源输送。而问题恰恰在于，市场化改革遵循的是城市偏向的资本增殖逻辑，使得大量的工业资源和生产要素向城市集聚。农村和农业失去了与国有工业资源之间的显性或隐性的分配划拨关系，只剩下了市场交易关系。个体经营的农民因为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的限制，失去了与城市市民相同的社会福利保障机会。农村发展与城市发展之间的有机联系被切断，城乡矛盾逐渐凸显出来。

三是从历史逻辑来说，本应尽快通过制度设计破解和扭转计划经济时代遗留的城乡二元分治格局，但是由于制度性断裂，市场法则逐步开始对土地制度和农业生产发挥着决定性影响，自由主义的市场逻辑反而更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

针对这三个问题，张云起毫不隐晦地指出：“近年来，浩荡的改革开放推动了社会经济大跨步发展，但是，农民群体不应该被历史的巨浪快速淹没。过度的强调市场化和超强的工业实力，它的隐忧在于商品积累，如何有效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将决定未来三十年我国农村这个蓄水池的消费承接能力，粮食保障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