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福文学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79章（第1页）

第79章

逻辑上的尴尬……为了打圆场，汉斯·卡斯托普便自作主张，好像引导谈话的方向是他的职司所在，提出了死刑问题来讨论。刑讯尽管废除了，法官仍然自有一套办法叫被告服输认罪。但死刑看来将永垂不朽，不可缺少。最文明开化的那些民族仍坚持保留着它。法国人企图以放逐取而代之，受到了惨痛的教训。当局干脆不知道除去砍掉他们的脑袋，还有什么别的办法能有效地处治那些“人形动物”

。

他们不是“人形动物”

，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纠正说；那是些人，跟他，工程师，以及言者本身一样的人——只是这些人意志薄弱，成了不健全的社会的牺牲品。他讲到一个重罪犯人，一个杀死多人的凶手，属于检察官们在最后的公诉状中习惯地称之为“兽性的”

或“人形禽兽”

一类。这个人却在牢房的四壁写满了诗句，而且写得很不坏；这些诗句——比起他的检察官们偶尔心血来潮的创作来，不知要好多少倍。

这说明文艺是件有点特殊的事，纳夫塔反驳道。除去这点，塞特姆布里尼先生讲的情况毫无任何意义。

汉斯·卡斯托普说他估计对了，纳夫塔先生赞成保留死刑。在他看来，纳夫塔跟塞特姆布里尼先生一样也是革命者，只不过是保守意义上的革命者，保守的革命者。

塞特姆布里尼自信地微微一笑说，世界将会认真对待这种反人道的革命。纳夫塔先生在对文艺表示过怀疑之后，该坦率谈谈他这革命是连最可鄙的反人道手段也不怕采用的吧。用这样的极端主义，不可能争取到追求光明的青年。一个以在所有文明国家取缔死刑为目标的国际联盟不久前刚刚成立。他塞特姆布里尼有幸也是该联盟成员。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会址尚待确定；不过人类可以相信，届时大会的言者都会有足够的论据武装自己！他当即便引了几条论据，诸如误判误杀的可能性总是存在，永远也不应放弃犯人会改恶从善的希望，等等。他甚而至于引经据典，论证一个国家若不是旨在炫示暴力，而是着眼于使人变得高贵善良的话，那就不该以恶对恶。他先从科学的决定论出抨击了“罪”

的概念，然后否定了“惩罚”

这个概念的合理性。

紧接着，“追求光明的青年”

看见，纳夫塔如何一条一条地扭断塞特姆布里尼的论据的脖子。他嘲笑这位人道主义朋友对鲜血的恐惧和对生命的尊重，认为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只属于那些最平静无风的资产阶级时代，而在感情稍稍激动的情况下一旦有某种出“安全”

考虑的考虑，也就是非个人和个人的思想起了作用——这本是唯一符合人类尊严，在更高的意义上讲因而也是正常的状态——那就任何时候都不但会毫不犹豫地为更高的思想牺牲个体生命，而且还将要求个人志愿地为这种思想铤而走险。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的仁慈嘛，他说，只会导致生命失去一切沉重的和严峻的因素，只会阉割生命，连他那所谓科学的决定论也只能起这样的作用。可真实的情况是，“罪”

这个概念并未因为有了决定论而被取消，相反倒增加了分量，并且变得更令人不寒而栗。

说得不坏。他是不是要求社会的不幸牺牲者老老实实地感觉自己有罪，相信自己走上刑场并非无辜呢？

不错。罪犯自然会全身心渗透着犯罪意识。因为罪犯就是罪犯，不可能也愿意成为别样的人；而这正是罪恶的本性。纳夫塔先生将罪恶与功勋的概念从经验范畴提升到了形而上的范畴。他说，在行为和行动中自然是前定的因素起决定作用，无所谓自由可言，但存在中显然有自由。人正好是他想要成为的那个样子，而且至死不会改变；他正是“为他的生”

而乐于杀人，因此也就以他的生命作为偿还，这并不过分。他希望死，因为他已得到了最大的满足。

最大的满足？

最大的。

大伙儿全都无言以对。汉斯·卡斯托普轻声咳嗽两声。魏萨尔把下巴撇到一边。费尔格先生连声叹息。

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温文尔雅地指出：

“大家看见了，有人就是这样拿他个人的情况去推论世人。请问，您能从杀人中得到满足吧？”

“这与您毫不相干。不过，我真要这么干了，我将当面嗤笑那个无知的人道主义者，他竟愿意喂我豆子汤直至我死。让杀人者比被杀者活得更久，这毫无意义。他们两人分享和共同保守着一个秘密，这个秘密将他俩联系在一起；换一种类似的情况，两人还一样，只不过一个忍耐，另一个行动罢了。他俩应该走到一起去。”

塞特姆布里尼冷漠地承认，他缺少理解这种死亡与凶杀的神秘主义的器官，也不稀罕有这样的器官。他毫不怀疑纳夫塔先生的神学天才——在这方面他无疑望尘莫及，不过却声明自己并不羡慕。一种无法克服的洁癖，使他远远避开刚才探索真理的青年所说的那种敬重苦难的环境。在那儿，显然不只对肉体的苦难是如此，对灵魂的也一样，简单地讲，德行、理性、健康都一钱不值，相反罪孽和疾病倒荣耀无比。

纳夫塔证实，德行和健康确实不是虔诚的状态。如果弄清楚了信仰与理性和道德根本没任何关系，他说，那就收获不小。须知，他补充说，信仰与生活毫无牵连。生活所依赖的条件和基础，一部分属于认识的范畴，一部分属于道德的范畴。前者是时间、空间和目的，后者指伦理和理性。所有这一切对于信仰来说不只是异己的和无意义的，而且是敌对的；须知正是它们构成了生命存在，构成了所谓健康，也就是市民的本性和庸俗平凡。而信仰世界，肯定是其绝对的反面，而且是绝对天才的反面。说到天才，他纳夫塔也不想完全否认天才在生活领域中存在的可能。有一种乐天知命的资产者，他们气魄宏大的市侩之风，他们出类拔萃的庸人习气，不可否认，也值得受到我等尊重。因为我们现，他们那么倒背着手，挺胸凸肚，一副神气活现的样子，活脱脱成了无信仰的化身。

汉斯·卡斯托普像位教书先生似的举起食指。他说，他原本哪一方面都不想开罪；不过这儿显然谈到了进步，谈到了人类的进步，也就是在一定意义上谈到了有教养的西方的政治、共和制度和文明。对此他认为，生活与信仰之间的差异抑或如纳夫塔先生可能想说的矛盾，都可以归咎到时间与永恒的矛盾上去。因为进步只存在于时间之中；在永恒里不存在进步，也不存在政治和辩论。在永恒里，人可以闭着眼睛不动脑筋，一切全凭上帝安排。这就是信仰和道德的区分，说得笼统一点儿。

他表达方式的幼稚还不十分堪虑，塞特姆布里尼说，更可虑的是他害怕冲突，因而向魔鬼让步妥协。

喏，关于魔鬼，一年多以前他们，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和他汉斯·卡斯托普，已经讨论过了。“噢，撒旦，噢，叛逆！”

他又到底向怎样的魔鬼让步妥协了呢？是那个反叛者、劳动者和批判者呢，还是另外一个？真是危险到了极点——右边是一个魔鬼，左边也是一个魔鬼，叫他鬼知道怎么穿过去呢！

以这样的方式，纳夫塔讲，并没有将事情如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所期盼的那样讲清楚。他世界观中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将上帝和魔鬼说成两个不同的人或者原则，把“生活”

摆到他们中间去作为争论的对象，而且严格按照中世纪的模式。实际上呢，两者对待生活，对待市民的庸庸碌碌，对待伦理、理性和德行，都是完全一致地反对的——作为一种由他们共同体现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