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福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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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第1页）

&esp;&esp;这样的审判对于传教士们简直就是一种折磨。作为首犯的汤若望，此时已是七十三岁高龄，加之不久前身患重病，“他的肢体麻痹瘫痪，甚至口舌结塞，而右手不能运用”

，完全成了一个半残废之人。在审判中，他只能依靠他的学生南怀仁为他抗辩。南怀仁出生于比利时贝当城，十八岁时受洗加入天主教，精通天文、数学。三十四岁来到中国，先是在西安传教，后被汤若望召至北京，供职于钦天监。他是汤若望之后最著名的传教士和天算学家。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他受到朝廷重用，官至钦天监监正，累加工部侍郎，是传教士中任职最高的官员。不过，当时他只是一名普通的传教士。由于他并非朝廷命官，因此在审判中，他与利类思、安文思和许保禄被系上九条锁链。这九条锁链三条系颈项，三条系臂腕，三条系腿足。这是重犯才上的刑具。由于南怀仁是四人中最年轻的，因此系他的锁链也最重。汤若望与李祖白等人，由于是朝廷命官，开始还受到优待，未上刑具，可等到案子转至刑部时，这种优待也取消了，就连重病在身、行动不便的汤若望也被毫不留情地系上九条锁链。

&esp;&esp;旷日持久的审判使病情不断加重的汤若望苦不堪言，但他坚持不认罪，不断为自己申辩，但他的抗辩毫无作用。因为审判过程只是一个形式，而结果早在审判开始前便已预设。据《汤若望传》说，为了赢得这场审判，杨光先和他的党羽们大肆贿赂，整个官司中花费白银四十万两，而回教徒贡献的宝珠就有十八颗之多。这种说法究竟有多少根据，不得而知。但最后的结果却是他们希望看到的。

&esp;&esp;康熙四年（1665年）三月，先后有二百余人参加的御前会议做出了最后的判决。对于历法之争，判词完全一边倒地站在了杨光先一边。最可笑的是判词中有“所摘十谬，杨光先、汤若望各言己是，历法深微，难以分别”

之语，既然是“难以分别”

，又如何做出判决？其实，这也不难，只要在判词中采信杨光先的一面之词，而对汤若望一方的辩解只字不提，便可达到目的。因为对于那些复杂艰深的历法术语，也没有多少人能弄明白，包括那些审判官在内。真正让人明白的罪状只有两条：一是汤若望进二百年历，“俱大不合”

。因为天佑皇上历祚无疆，难道我们皇帝的江山只有二百年吗？显然这是用心不良。二是，汤若望选择荣亲王葬期，“不用正五行，反用《洪范》五行，山向年月，俱犯忌杀，事犯重大”

，而且后果极为严重，导致皇贵妃和皇上先后薨逝，这是存心要毁我大清，实属大逆不道。

&esp;&esp;杨光先等人的策略收到了效果。其实，前一条罪状完全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而葬期一案早在顺治朝就有定论。可在恩格德的运作下，如今完全翻了过来，不再是礼部误用时辰，而是钦天监“不用正五行，反用《洪范》五行”

导致的恶果。这样一来，责任便完全落到钦天监的头上。在审判中，南怀仁极力为汤若望辩护，他说即便这个错误是钦天监造成的，也不能归咎于汤若望和其他受审的官员，因为在监局内他们只负责天算部分的工作，从不过问吉日的选择。然而，这样的辩解根本无人愿意去听。

&esp;&esp;康熙四年（1665年）三月，最终的判决下达了：汤若望和钦天监七人凌迟，五人斩首；在京传教士充军，各省传教士押送广州，驱逐出境。现在，只待最后一道手续，即呈奏皇帝批准便可执行了。传教士们的命运似乎已经注定，所有人都认为在劫难逃。他们在狱中互相鼓励，抱着为信仰而死的信念，并视殉教为一种无上的光荣。然而，就在这时，意外的事发生了——北京城和京师附近连续发生了天象异变。

&esp;&esp;据《清史稿灾异志》记载：“三月初二日，京师地震”

；“初四日，锦州地震”

；“四月十五日，滦州、东安、昌平、顺义，地震两次，房垣皆倾。”

地震带来了极大的恐慌。另据《汤若望传》描述：就在判处汤若望死刑的文件呈送皇上与太皇太后时，是日11时，“北京便起了一阵地动，摇撼全城之建筑。由地内隆隆发出雷鸣之声。城内房屋之倒塌者不计其数，甚至城墙亦有百处之塌陷。连汤若望牢狱之墙壁，亦皆倒塌。城内多处地面裂成隙口，东堂房顶之十字，亦被震落于地。同时陡起劲风一阵，吹扫城市。地上吹起之灰尘，遮天蔽日，使北京顿成黑暗世界。人们俱由屋内窜至街上，看守传教士们之狱卒，亦皆惊窜逃亡。而宫殿中之纷乱则为最烈，皇上及太皇太后，所有宫中之妇女，宦竖太监，以及其他之大人物，俱皆逃至屋外，露宿于帐篷之中。这一次地动之后，同日还又继续发生三次，在以下三日中，每日皆发生一次”

。

&esp;&esp;除此之外，早在康熙三年（1664年）冬，正当礼部和吏部会审汤案时，彗星便开始出现，而且持续两个多月才熄灭。利类思在《不得已辩》中有“星变者再，地震者五”

之语，可见那段时间星变和地震之频繁。面对天象示警，朝廷宣布大赦天下，但汤若望等传教士并不在赦免之列。太皇太后这时发话了，认为对汤若望等人处分过重，并说先帝在时对汤若望恩宠有加，你们难道非要置他于死地吗？这位太皇太后就是一直把汤若望视为义父的孝庄皇太后，她是顺治的母亲，康熙的祖母。后宫的干预使辅政大臣们不得不对此案进行改判。

&esp;&esp;第一批获得赦免的有利类思、安文思、南怀仁和许保禄，他们被释放出狱；汤若望从轻处置，由凌迟改为斩首。看来，辅政大臣们仍然不想放过汤若望。可是，四天后，在太皇太后的干预下，此案再次改判，刑部宣布汤若望对荣亲王葬期并不知晓，情有可原，死罪可免，决定取消死刑，释放出狱。至此，西方传教士全部得到了赦免，但是，钦天监的汉人官员就没那么幸运了。李祖白等五名汉人官员仍被斩首。不过，许青屿（那个为《天学传概》作序的）由于不是教民，仅作削籍处置。据陈占山《杨光先评传》说，审判结束后，政府对传教士做如下处置：仍准汤若望等四位原来在京的传教士留居北京（原判为充军），但禁止传教；其他由全国各地押解至京受审的二十多位耶稣会士、多明我会士和方济各会士等，均押赴澳门。“以杨光先为代表的中国落后保守势力的排教活动，至此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

&esp;&esp;康熙历案后，西方传教士从钦天监中被尽数清除，朝廷任命杨光先管理钦天监，先是任他为右监副，杨光先一再推辞，五次叩阍辞疏。朝廷皆不准。在辞疏中，杨光先提出种种理由，所谓“六不敢受职之畏”

“二不敢受职之羞”

，概而言之，即自己学识不够，难以胜任。他在奏疏中说，官以“钦天”

名，必精于历数历理者，而他是“止知历理，不知历数”

，“但知推步之理，不知推步之法”

。这一点，他倒是有自知之明。的确，仅凭他对历法的那点皮毛知识，捣乱尚可，办正事万万不能。因此，接到任命，他吓得“汗流浃背”

，无论如何不敢接受。但是，朝廷以为他是谦辞，五次驳回他的奏疏，不仅如此，还把授予他的监副改授为监正。

&esp;&esp;这一来，杨光先骑虎难下了，只能走马上任。上任之初，他罢西洋新法，试图恢复大统历，由于得不到相关人员的支持，加上大统历本身错误百出，此举困难重重。此后，他不得不寄希望于回回历，奏请吴明炫（此时已改名为吴明烜）为钦天监监副，以为臂助。

&esp;&esp;转眼三年过去了。十四岁的康熙皇帝开始亲政，朝中风气大变。康熙是个勤政好学的皇帝，从幼年开始便不分寒暑，昼夜苦读。除了对中国传统学问手不释卷，精研深读外，他对西方科技也颇感兴趣，并对天文、地理、算学等进行过认真研究。康熙历案发生时，他尚年幼，当政后重新审理此案，凭借的正是自己对天算学的深入了解。他曾这样说过：“尔等惟知朕算术之精，却不知朕学算之故。朕幼时，钦天监汉官与洋人不睦，互相参劾，几至大辟。杨光先、汤若望于午门外九卿前，当面赌测日影，奈九卿中无一人知其法者。朕思，己不知焉能断人之是非，因自发愤而学焉。”

&esp;&esp;康熙对西方科技的虚心学习态度使杨光先的日子不好过了。在这之前，钦天监的工作屡屡出错。康熙五年（1666年）的两次日食都出现误差，引起非议。是年二月，杨光先奏请朝廷，请求采用北齐的候气之法，可这一千二百多年前的古法早已失传。杨光先四处延访，两年未果。与此同时，历法错误越来越多。

&esp;&esp;朝廷此时又想到了西洋新法，由于汤若望已病逝，决定起用他的学生南怀仁治理历法。康熙七年（1668年）七月，钦天监呈奏新制的康熙八年（1669年）七政民历。该历由吴明烜按回回历体系制作。结果其中出现两次春分、两次秋分，而且算错了闰月的时间。南怀仁发现后，具疏题参。可是，这份奏报起先遭到了辅政大臣的扣留。此时，四大辅臣中索尼、苏克萨哈已死，剩下鳌拜和遏必隆两人，同旗结党，把持朝政。尽管他们横加阻挠，但这份报告最终还是到了康熙皇帝的手中。

&esp;&esp;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时刻。康熙皇帝下令调查此事。谕旨要求各派历法人员放下门户之见，本着谁对听谁的原则，“务须实心，将天文历法详定，以成至善之法”

。根据康熙的谕旨，一次由各派历法人员参加的天算大会召开了。据《汤若望传》中记，这次大会召开的时间是康熙七年（1668年）圣诞节后的第二天。经过激烈的辩论，西洋新法完全占据上风，而杨光先和吴明烜所修的七政民历错误百出，受到极大的孤立。

&esp;&esp;在事实面前，杨光先仍然强词夺理，进行狡辩。会后觐见皇帝，南怀仁提出，应进行一次实地验证，以资证明各派方法的对错与优劣。对于这一提议，两名辅政大臣也无法反对。验证的结果很快出来了。在大学士图海等二十多位官员的监督下，“南怀仁所言悉应，吴明烜所言悉不应”

。这是一次完美的胜利，西法的优越性和科学性也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esp;&esp;不久，杨光先被罢职，交刑部议罪，上命夺官免死。而南怀仁接替监正一职，继汤若望之后重新执掌钦天监。

&esp;&esp;康熙八年（1669年）五月，鳌拜案发下狱，遏必隆也被治罪。此后，南怀仁上疏，状告杨光先、吴明烜依附鳌拜，捏词陷人，诬告汤若望，致李祖白等无辜被戮，请求平反昭雪。下议政王等议，判杨光先斩刑，吴明烜杖流。后康熙念杨光先年老，免其死，遣返原籍（于返籍途中死于山东），吴明烜则杖责四十释放。与此同时，在康熙历案中受到牵连的传教士和有关人员均予平反，官复原职，恢复名誉。礼部还以皇帝的名义对汤若望修墓立碑，举行隆重的公祭仪式。一场轰动一时、前后长达十年的大案终于尘埃落定，画了句号。

&esp;&esp;杨光先死了，但他的故事并没有结束。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由于礼仪之争，康熙下令全面禁教，传教士在中国的好日子结束了。它标志着一个较为开放时代的结束，并宣告了闭关锁国的开始。随着这个时代的到来，杨光先的地位开始逐步提升。历朝历代都有儒学名家不吝溢美之词，对其大加赞赏。一时间，杨光先成了反教的楷模、时代的英雄。不过，对于这样的人，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似乎不难做出判断，相信读者心里也自有一本清账。鲁迅先生早就说过：“他（指杨光先）大约以为好历法专属于西洋人，中夏人自己是学不得，也学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