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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1章 县里县外五（第1页）

第241章县里县外（五）

晓平首长与陪同人员漫步在街道之上，边走边考察着，就见小小的同安县城里，人潮涌动，吆喝之声此起彼伏。

“新编的竹蓝子，来看一看类。”

“三年长的毛竹大条把，1200一把。”

“卖鸭子，又肥又壮的鸭子。”

晓平在姚书记的陪同下走到了那个卖扫把的摊位前，摊主是一位豁了牙的老农，年纪得有五十多岁了，他见一群像领导的人走到了自己身前，便笑了起来。

“大兄弟，你这扫把卖得怎么样啊?”

晓平问道，身边的翻译赶紧将四川话翻成了普通话。

老农笑着回道:“还行，今天卖掉了十来把。”

“哟，我刚才听你说1200一把，那今天不是卖到了一万二了。”

晓平满面笑意的说道。

老农则是说道:“这不是都要忙着打稻子嘛，扫把刚好用得上，生意确实比平时要好些。”

“你在这里摆摊要不要交什么费用啊?”

晓平继续问道。老农一边整理着剩下的扫把，一边回道:“我这临时摆来卖卖不用交钱的，那些长期做个体户的要交钱。”

姚书记则也在一边解释了起来，同安县对于全县的商业行为是有规定的，首先长期经营有店铺的个体户则需要正常纳税，长期经营没有经营地点的，每年需要交一笔固定的费用，那些农民自留地、山林的产出，进行自由交易则不收取费用。

当然，若是到农贸市场里交易的会交一笔卫生管理费，不过价格很低，还不足一碗面条的钱，除此之外便没有其它的费用了。

此刻，这些在道路边上摆摊的都是临时出摊，这些人到处占地方，既没人管，也没人来收什么费，因此任何人有东西要卖，都可以拿出来往地上一摆。

不过，也正是如此，使得县城里的商业很快就繁荣了起来，特别是这种生意模式，只有同安示范县能做，周边几个县眼巴巴的看着，却不能跟着‘走资’，眼看着同安县的人发财，谁看了不眼红啊。

周边县离得近的老百姓，便偷偷的将自家的产出拿到同安县来交易，县城里刚开始觉得这种行为要制止，不过方叶却是觉得完全没必要，再他看来，商业要繁荣起来，就需要吸引更多的人来经商和交易。

特别是现在，同安县的市场经济刚刚开始，县里还需要资金，而以一个县的财力、人流量，将商业支撑起来，还是很有限的，但是将周边几个县引纳过来，那就完全不同了。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这年月的老百姓过得是真的不容易，除了种田，啥都不让干，将农民捆绑在土地上拼命劳作，好不容易有点产出了，来一个‘统购统销’外加指标，粮食大部分‘自愿’上缴，一年干到头，过年了一家人想每人做件新衣裳都做不起。

也就是在1954这一年，人口自由迁徒权被取消了，其后城市与农村的界限越来越分明，到了1958年，户藉制度开始，也正式标致着‘城乡二元化’的到来。

其实关于城乡二元的问题，早在一年前的1953年，梁漱溟便与伟人大吵了一架，当时梁漱溟说以前以农村为根据地，现在以城市为重点，城市里的人生活越来越好，但是农民的生活条件没有改善，导致许多农村人往城里跑，城里又不容他们，将他们赶回家。

对于他的发言，伟人很不以为然，认为走工业路线是正确的，现在调整农村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不过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才是大仁政，认为梁漱溟是班门弄斧，梁遭到了批判，而在后面的会议上，两人更是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最后以梁发表检讨结束。

户藉制藉度开始以后，由于工业化及城市化的需要，教育资源向城市倾斜，导致农村孩子考中高中、大学的比例越来越少，城乡的差距也开始进一步拉大。

客观的说，由于新中国建立时，城市化率只有10%，城市人口过少，不利于国家的工业化，而发展工业是城市化最好的方式，城市的扩大，意味着消费市场的扩大，城市有了更多的人口，也就能更好的发展工业和商业，因此将人口（干部、工人、大中校学生）吸引到城市，这种做法在战略上是正确的。

但同时，在这个过程之中，由于‘三大改造’，消灭资产阶级等原因，实行全面国有化，并将个体户给消灭了，这在很大程度上又限制了城市里的发展。

1954年开始，国家第一次号召知识分子‘上山下乡’，不过这场运动，主要针对的是在校学生，国家号召一部分知识分子到乡下去支援农村教育，同时还要求学生们在农忙时从城市到乡村去参加劳动。

但是由于户藉制度还没有全面实行，因此一部分知识分子到了农村没待多久就又回到城市了，真正扎根农村的知识分子并不多。

作为同安示范县制度的设计者，方叶对于这些历史了然如胸，他更知道工业与经济的发展是相辅相承的，工业的发展使得城市规模扩大，而对市场经济的过度控制又使得消费市场被严重抑制，这其实就造成了一个矛盾。

工业的产出需要人来消耗，扩大了城市人口后，消费的人群有了，但由于实行严格的分配制度，市场被抑制，经济活跃度低，消费人群又不足，造成了工业品卖不出去，反向又造成城市人口的失业。

发展起来的工业基础，也在这种矛盾之下，无法进一步发展壮大，城市里的青年包括知识青年，无法全部就业，最后解决这种矛盾的方式，便是‘知识青年下乡’，又将大量城市‘过剩人口’丢到了农村，进一步加重了广大农民的负担。

以自行车为例，1954年全国自产的自行车虽然只有十万余辆，但相比1949年的1.5万余辆，已经翻了数倍，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由于计划与分配体制的原因，这些自行车并不能随意买卖。

产能不足确实是一个原因，而计划生产则是另一个重要原因，国家需要将资源集中在一些领域，这使得其它方面的产能受到了限制，这种限制又使得工厂的投入不足，无法带动更多的人就业，催生更大的消费市场，当然如今的体制也不需要消费市场，因为实行的是分配体制。

基本的经济循环受到了制约，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开始显现，第一次出现问题便是在1956年，随着新中国大量知识青年需要就业，而国家又无法提供那么多的就业岗位，使得一个明明文盲遍地、教育程度不发达的国家，竟然出现了知识分子过多的情况。

那一年，总理跑到了东北访问，他在学校里，就对着学生们很坦诚的表示，国家提供不了那么多就业岗位，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只能让学生们到广大农村里去，方叶看过那个视频，总理确实没有进行任何隐瞒，这和21世纪，什么事遮遮掩掩是完全不同的。

当然，这不是说知识分子群体就没有问题，这个时期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上完了大学的知识分子，个个都认为自己是天骄，他们不愿进工厂，认为当工人那是浪费了自己的一身才华，他们要进单位进研究所，从事干净又卫生的工作，然而全国哪有那么多研究所给他们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