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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67章 乡贤之患（第2页）

因为新式小学的教育课程偏重于实学，在科举考试上反而竞争不过那些专攻科举的私塾族学。

苏泽设计的小学，可以参加吏科试成为吏员，但是想要当官还是要科举，这样一来小学对于当地精英反而缺乏吸引力。

最后就是乡贤的保守性，也抑制了商业流通。

乡贤治理本质上是地域性的。

他们维护本地利益，对外来商品和资本本能抵制。四川官员最初抗拒开征商税，深层原因之一就是保护本地乡贤控制的传统产业免受外来竞争。

即便朝廷强行推动，他们也会在执行中阳奉阴违。

而最让苏泽不满的，是乡贤体系对于劳动力的束缚。

佃农和自耕农被牢牢束缚在土地上，承受高额地租和盘剥，没有余财和动力去尝试新的生产模式，也缺乏接受新技能培训的渠道。

即便有失地农民，也往往沦为流民或贱业从业者，无法有效转化为新产业的工人。

社会剩余财富主要被乡贤用于购置土地、放高利贷或奢侈消费，而非投资于技术改良和工商扩张。

苏泽也一直在思考，如何打破顽固的乡贤乡土体系。

苏泽在京师的办法，就是设置联防队，设置基层的法庭，将治安权和司法权，从乡贤手里夺回来。

再通过大型工厂，吸引农村劳动力，改善农村的生存环境。

这套办法，在京师执行得很好。

原因也很简单，京师是大明的政治中心，财力和行政权力近乎无限。

而且主导京畿乡村秩序的，也不是什么乡贤，而是京师的勋贵外戚。

这些人在皇帝和科道官员的监督下，也不敢反对朝廷的改革，所以京畿地区的乡贤没有形成问题。

江南地区的乡贤势力很庞大，但是如今江南地区也有庞大的城市市民阶层。

而且江南从李春芳内阁开始，也受到了朝廷的重点照顾，派往江南的官员都是非常有能力的官员。

靠著江南原本积累的庞大城市人口，以及徐阶案件对于江南乡贤的打压，江南的工商业也十分的繁荣，甚至和京畿地区开始了产业竞争。

而东南沿海地区，这些地区原本就有贸易的传统，也有追逐利润的野心，而且福建等地区土地资源有限，保守的土地乡贤也不是那么多。

但是在内陆地区，在广大的农业地区，乡贤的势力就冒了出来，成了反对改革的顽固势力。

这个问题，原本苏泽是计划，在乡村设立治所，派遣吏员进行直接管理来解决。

但是要在乡村建立治所，派遣吏员，这需要大量的识字人口，同时这些人也必须要保证待遇，这样才能不被乡贤集团收买拉拢。

这在如今的大明还是十分困难的。

所以如今苏泽的改革，还是集中在少数城市达的地区，还没能延伸到偏远的乡村。

何心隐的乡村建设学派，给苏泽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任何阶层也都不是铁板一块。

既然有保守乡贤，那也有开明乡贤。

除了乡贤之外，农村也有大量的富农、中农，这些人也有识字的意愿，是不是可以团结他们？

苏泽的思路越来越顺畅，他提起笔给张元忭回信。

先，苏泽在信中肯定了何心隐的尝试，支持四川布政使衙门对何心隐的乡校合作社提供贷款。

紧接著，苏泽又希望张元忭能关注何心隐所在的乡村，深入了解这套乡校合作社体系到底是怎么运转的，当地的百姓生活状况如何，是否真的如同何心隐所说的那样，面貌焕然一新。

苏泽接著写道，若是真的乡村面貌一新，是否可以请何心隐总结经验，在四川其他乡村地区推广这一套模式。

写完之后，苏泽将信塞进了信笼之中，让胖鸽子带回给张元。

几日后，张元忭收到了宜宾县衙与李钧联署的核查呈文，确认「乡冶学院」及下属合作社运作属实，资产清晰，何心隐本人信誉卓著。

布政使司内部议过一轮，又报经巡抚蒋闻道肯，那两笔贷款便批了下来。

款项一到，何心隐立刻行动。

他将大部分资金注入新成立的「宜宾乡村合作钱庄」，这钱庄由各合作社联合管理，帐目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