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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0章 北洋远征二十（第2页）

由此可见，不仅民间、士林欢迎西学，而且万历帝本人也对此颇感兴趣，并毫不排斥。

当时，除了神学书籍之外，利玛窦的其他西学，都能吸引明朝文人的兴趣，甚至利玛窦的很多书籍，明朝文人都会主动印刷传播。比如为利玛窦赢得巨大声誉的第一部哲理书交友论，就曾被反复印刷。

除了利玛窦的书籍之外，其他传教士的非传教内容的西学书籍也很受欢迎，比如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翻译的职方外纪，就引起了明朝文人的极大热情。

令人遗憾的是，这本书中提到了欧洲的众多主要国家，竟然连乌克兰、斯堪的纳维亚诸国与希腊等都包括了，但到了鸦片战争时期，清朝道光帝和他的臣子们却连英国在哪都不知道

在这种疯狂的学习之中，明末中国和欧洲在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上的展水平已经没有显著的差异。莱布尼茨1697年在中国近事序言中便说了，“中国这一文明古国与欧洲难分高下，双方处于对等的较量中”

。

当然，即便明朝与欧洲有一些差距，关系也不大。原因很简单，明人并没有自恃天朝而盲目自大，明朝文人有好奇心，更有追赶的雄心哪怕在原历史上没有高务实带来的改变。举两个例子就能显而易见

其一，在和葡萄牙、荷兰等殖民者的交战中，明人认识到只有加强武器装备才是“制夷”

的不二法门，因此热心学习、引进西方的火器，并迅缩小了双方的差距。与葡萄牙的屯门海战中，汪鋐第一个提出“师夷制夷”

，引进葡萄牙大炮，最终打败了葡萄牙舰队。

其二，在与西方传教士交往过程中，明朝人认识到了自身的不足和落后之处。故1629年时，徐光启给崇祯皇帝的奏折中便提出“欲求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

，足可称得上是字字珠玑，人深省。

可见，当时不少文人已经意识到了问题，并提出了解决方案，这就是开放的态度，与鞑清那种不管不问，偏偏坚信自己“老子天下第一”

的诡异自信心形成鲜明对比。

其实还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海国图志在中日的不同命运，充分说明了这种差别。

明治维新前后，日本如饥似渴的想要了解学习西方，与晚明中国对待西方的态度一样。海国图志在清朝滞销，根本就卖不出去，但拉到日本之后却立即脱销，几次加版印刷都不够卖，犹如明末利玛窦的书籍一般热销。

态度是否决定一切暂且不说，但端正的态度一定是成功的基础，基础若都没有，成功从何谈起

朱应枫虽然是“愚昧落后的传统贵族阶层”

人物，但他一个爱搞海贸的人，对西方事务的关心其实一点也不意外。京华出版印刷的“世界地图”

他几乎能脱手画出来。

注不过此时京华的“世界地图”

因为高务实的刻意隐瞒而并没有画全，如澳洲就完全是“一团迷雾”

状态，而美洲也只画了个大概轮廓，非洲的内6部分同样刻意画成了一团迷雾。大致上来说，京华版的世界地图只是基于此时欧洲对世界认知的“轮廓修正版”

。

换个角度来说，朱应枫现在的表现，也说明高务实“带动勋贵阶层走向开放”

已经取得了一定的、阶段性的成果。

他们不再是赚了银子就买田，而是继续投入商贸，以期获得更大的利益。因为要投资商贸，从自身利益考虑也就需要更多的了解西方，故此高务实的“利益驱动改革”

就在他们的主观思想上取得了成功。

此时此刻，朱应枫直接把本次谈判定义为“商谈马尼拉城投降与贵国战俘释放等相关事宜”

，也是出被高务实经常在北洋海贸同盟中所宣扬的观点所影响西方人的礼仪浮于表面，他们的态度大多时候决定于战场上双方的实际表现。

简单的说，就是谁拳头大，谁说话就可以硬气，此即“夷狄畏威而不怀德”

是也。

夷狄果然是畏威而不怀德的，德维拉总督虽然一肚子不爽，但眼下海战大败，“水淹七军”

的威胁又如高悬他头顶之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使他不得不默认朱应枫的说法，只能僵硬地点了点头，回答道“如您所愿，阁下。”

不过顿了一顿，德维拉总督却实在忍不住他的欧洲人传统，问道“阁下，虽然我已经明确知晓您的高贵出身，但出于称呼方便，我还是希望更确切地知道您本人的爵位。”

这句话翻译给朱应枫之后，后者便有些为难。大明朝一贯吝惜爵赏除了明末大乱时期，国公虽然地位尊贵，但享有继承权的“世子”

也只有一人，这位世子正式的称谓就是“某国公世子”

，而平时可以被以俗语尊称为“小公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