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福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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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第1页）

在回伦敦的路上，我又思考了很多关于斯特里克兰德的事。我试图把要向他妻子汇报的事情理出一个头绪。这事我办得很不好，我能想象她会对我很失望，因为连我自己都不满意。斯特里克兰德对我来说是个谜，他的行为动机我始终搞不懂。我问他当初为什么要学画时，他也没能解释清楚，或许他根本不希望我弄明白吧。我曾尝试着这么理解这件事——某种不甚清晰的反叛意识逐渐在他迟钝的头脑里诞生。可是这种理解却被一个确凿无疑的事实轻易推翻——他从未对过去单调无聊的生活表露过任何厌恶之情。倘若他完全是出于厌弃单调的生活，要摆脱无聊的桎梏，而去做一名画家，这完全可以理解，也非常正常。可问题是我认为他的情况绝非这么简单。最后，出于我的罗曼蒂克思想，我得出一种看似牵强，但却令我满意的解释——我设想在他的灵魂深处藏匿着某种创作的欲望，虽然它被他的生活遮蔽着，可它却始终在毫无顾忌地生长壮大，就像癌细胞在生命组织中不断长大一样，直到最后它控制了他的全部思想意志，使他毫无反抗能力，不得不采取行动。这就如同杜鹃在其他鸟巢里下了蛋并被孵化，这只雏鸟于是将它的异母弟兄全数挤出巢穴，还一并把为它遮风挡雨的鸟巢也捣毁了。

但匪夷所思的是，创作的欲望如何能控制这个呆头呆脑的证券经纪人，乃至使他走向毁灭，也为那些原本依靠他生活的人带来灾难？不过，比起上帝的意旨对人类的控制，这件事就显得没那么离奇了。上帝对那些有钱、有地位的人有着超凡的警觉，对他们紧抓不放，直到最终将他们彻底征服，使他们甘愿放弃俗世的欢乐和对女人的爱欲，到寺庙里去过苦行僧一般的生活。皈依的形态有千百种，能通过不同的途经得以实现。有的人源于突然发生的巨变，犹如怒吼的激流瞬间将岩石击成碎片；有的人则需要逐渐转变，就像永不停歇的水滴，早晚会滴穿石头。斯特里克兰德拥有盲信者和使徒的直来直去和放纵痴狂。

但我据实分析推测，这种使他着魔一般的热情是否能催生出有价值的作品，只有交给时间证明。当我问他在伦敦夜校的同学怎样评价他的画时，他笑着说：“他们认为我是在开玩笑。”

“你来这儿以后，可有去绘画学校学画？”

“是的，今天早上那个蠢货还到我这里来过——我说的是那个老师。他看了我的画之后，只挑了挑眉毛，二话不说就走了。”

斯特里克兰德咯咯笑着。他好像完全没有心灰意冷的迹象，别人的意见根本影响不了他。

在与他打交道的过程中，最令我感到狼狈的正是这一点。很多人都说他们不在意别人怎么看他，但大部分都是自欺欺人。一般而言，他们之所以能我行我素，是因为他们自以为没人懂得他们天马行空的想法。最极端的情况也不过是他们得到了几位密友的支持，才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倘若违背传统是某个人所处阶层的常规行为，那么他在世人面前做出违背传统的事就更容易。不仅如此，他还会因此得意扬扬。因为他不需要冒风险，就可以标榜自己的勇气。但我始终认为，文明人最根深蒂固的天性就是事事都要先得到别人的认可。一旦一个违背传统的女人做了违反礼教的事，招来唇枪舌剑般的非议，就不会有谁会像她那样跑去寻求尊严而体面的庇护了。凡是对我说他们完全不在乎其他人看法的人，我从不相信，那不过是愚蠢的装腔作势罢了。他们真正的意思是，他们认为别人肯定会忽略自己的小小过失，所以不怕旁人会对这些小过失进行责难。

可如今这里真的出现了一个不在乎别人看法的人，所以传统礼教对他完全无可奈何。他就像一个浑身涂满油的拳击手，你别想抓住他。于是他就获得了一种自由，从而令你怒火中烧。我曾对他说：

“你知道吗，假如所有的人都和你一样，那世界可就乱套了。”

“你别说这样的蠢话了。并非所有的人都和我一样，大部分人都满足于他们所做的那些平凡的事。”

我于是挖苦他道：

“你肯定不相信这么一句格言：世间为人处世，当求处处堪为表率。”

“我没听说过这话，这完全是胡扯。”

“可是我告诉你，这是康德的话。”

“管他是谁说的，反正是胡扯。”

对于他这样的人，你根本无从指望他还有良心。这就如同没有镜子，却想要看见自己一样。良心在我眼里是一个人心灵的卫士，它是为维护整个社会的运行而制定出的一套规则。良心是我们所有人心中的卫兵，它担负着监督我们的使命，不让我们做出违法的事情。它是暗中侦查的警探，被安插在我们心灵深处的堡垒中。由于大家总是太过重视旁人的意见，太过惧怕来自旁人的责难，其结果便是在敌人面前敞开大门。于是它就立即展开监视，为了维护主人的利益保持高度的警觉，只要哪个人有半点想要脱离大众步伐的意思，它就严厉地指责他。它迫使所有人将社会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它是牢固地将个人绑缚于整体的一条纽带。人们说服自己相信某种利益要高于个人利益，使自己心甘情愿地为这种利益效劳，从而沦为它的奴隶，并高举着把它放在代表崇高荣誉的宝座上。最后，就像朝中弄臣赞美皇帝放在他肩头的皇室权杖一样，他们也为自己那敏锐的良知而万分骄傲。到了这般田地，他们便可以对那些怎么也不肯被良心约束的人尽情责骂，因为那些人也是社会的一分子，并且很清楚，自己是没有力量造反的。与之相似，当我看到斯特里克兰德对他的行为必然会招致的指责满不在乎时，就如同看见一个奇特的怪物一样，被吓得大惊失色，连忙缩了回去。

那天晚上同他告别时，他和我说的最后几句话是：

“请转告艾米，跑来找我是没用的，因为我要换住所了，她根本找不到我。”

“我认为她能摆脱你未必不是件好事。”

我说。

“我倒是巴不得你能使她认清这一点，可惜女人从来都缺乏头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