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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节（第1页）

李选侍挟持朱由校的目的落空后，群臣纷纷上书，要求李选侍搬出乾清宫。李选侍却“居乾清宫自若”

。而朱由校（天启帝）要登临大位，就必须回到乾清宫。为了让李选侍尽快“移宫”

，御使左光斗上书朱由校明白指出：“内廷有乾清官，犹如外廷有皇极殿，唯天子御天得以居之，唯皇后配天得以共居之。其他妃嫔不得常住。这非但为避嫌，也为了区别尊卑。选侍既非嫡母，又非生母，俨然尊居正宫，殿下反而退处慈庆宫，名分又从何说起?不早作决断，势必借抚养之名，行专制之实。武氏之祸，将在今日重演。”

朱由校听了，觉得甚是有理，便发布上谕，说移宫已有圣旨，册封贵妃一事，尊卑难称，著礼部再议。

随着朱由校登基大典日期迫近。至初五日，李选侍尚未有移宫之意，并传闻还要继续延期移出乾清宫。杨涟便直言上奏：“选侍托保护之名，图专擅之实，宫不可不移。臣言之在今日，殿下行之在今日，诸大臣赞决之，也在今日!”

随后，杨涟又去拜见首辅大臣方从哲。方从哲起初认为这件事不用太着急，晚两天也没什么关系。杨涟却说，太子明天就要登基了，难道登基为天子后还要回到东宫的住处吗？选侍今天不愿离开乾清宫，难道以后就会主动离开了吗？方从哲最终被杨涟说服，两人统一了意见后，又去请求太子颁下严令。于是，朱由校登基在即时下令，命李选侍移出乾清宫，移住仁寿殿。他还下令收捕李选侍身边的几个亲信太监，理由是他们涉嫌偷盗大内库藏。如此情形下，势单力孤的李选侍还是敌不过皇帝的一纸命令，移宫已成定局。李选侍终于无奈地决定移宫。九月初五日，她抱着皇八女，徒步从乾清宫走向宫中宫妃养老处—仁寿殿哕鸾宫。于是，这件震动宫闱的明朝三大疑案之一的“移宫案”

终于落下了帷幕。李选侍以失败而告终，熹宗朱由校进驻乾清宫，登上宝座。

李选侍封后的要求没有实现，做皇太后控制朝政的愿望也落了空。她赖在乾清宫不走是否是受到了郑贵妃的幕后指使，这个后人亦无从得知。但是其意图很明显，就是要通过控制新皇帝朱由校来操纵整个朝政。李选侍虽已“移宫”

，但斗争并未结束。“移宫”

数日，哕鸾宫失火，经奋力抢救，才将李选侍母女救出。反对移宫的官员散发谣言：选侍投缳，其女投井，并说“皇八妹入井谁怜，未亡人雉经莫诉”

，指责朱由校违背孝悌之道。朱由校在杨涟等人的支持下批驳了这些谣传，指出“朕令停选侍封号，以慰圣母在天之灵。厚养选侍及皇八妹，以遵皇考之意。尔诸臣可以仰体朕心矣”

。至此，“移宫”

风波才算暂告结束。它与万历朝的梃击案、泰昌朝的红丸案一直是天启朝争论的问题，史称晚明三大疑案。

戚继光斩子疑案竟是子虚乌有

戚继光斩子疑案竟是子虚乌有

戚继光（1528～1588年），字元敬，号南塘，晚号孟诸，山东蓬莱人。是明代著名抗倭将领、民族英雄。

倭寇的形成，最早要追溯到元朝。元朝末年，日本的北条时宗曾两次发布异国征伐令，企图趁战乱之机入侵朝鲜，进而觊觎中国。被这个征伐令动员起来的日本武士从此开始骚扰中国东北沿海，倭寇之患逐渐形成。由于中国古代称日本为“倭国”

，所以这些劫掠中国沿海的日本武士和浪人被称为“倭寇”

。明初时，国家强盛，海防较为完备，倭寇并未酿成大患。正统年间之后，由于朝政腐败，军备废弛，倭寇日渐猖獗。正统四年（1439年），倭寇袭入浙江台州的桃渚村，杀人放火，劫掠财物，甚至把婴儿拴在竿上，用开水烫死。嘉靖年间之后，倭寇之患发展到了极点。他们在东南沿海一带，攻城掠地，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使东南沿海一带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到难以估计的损失。

为了剿除倭寇之患，嘉靖年间，戚继光在东部沿海地区开始抗倭。曾有一首民谣在我国东南沿海一带广为流传：“天皇皇，地皇皇，莫惊我家小儿郎，倭寇来，不要慌，我有戚爷会抵挡。”

戚继光统军打仗，十分强调纪律的重要性。他要求士兵要绝对地服从指挥，指挥官下令向前，前面就是有刀山火海也要奋勇前进，不得后退，违令者定斩不赦。正是因为戚继光如此强调军纪的重要性，戚继光才建立了一支能征善战、纪律严明的军队，在抗倭的斗争中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

民间传说，戚继光为了严明军纪，甚至处斩了自己的儿子，这是怎么一回事？这件事在历史上真的发生过吗？

清代乾隆版《宁德县志》抄录《连江县志》的一段记载：“更闻，公（指戚继光）既平连江，移兵宁德，以其子为前锋，传达‘退缩者斩’。其子登白鹤岭，见倭势甚盛，回首欲有关白，立斩以徇，三军股栗，临战无不以一当百，于是尽歼群倭，遂平福宁路。”

《宁德县志》接着写道：“公但有此子，宁人感而伤之，因并塑其子之像于庙，配祀无疆。”

这段记载，使后人相信：戚继光在宁德县的白鹤岭斩了自己的儿子。

但是“戚继光斩子”

的故事却受到了不少后人的质疑。

首先，戚继光斩子的故事，在《明史》、《罪惟录》和汪道昆的《孟诸戚公墓志铭》、董承诏《戚大将军孟诸公小传》、《闽书》中的《戚继光传》等较为可信的史料中均无记载，戚继光后人所编著的《戚少保年谱耆编》中也没有关于此事的记载。而且从《宁德县志》的记载来看，戚继光在白鹤岭“斩子”

，是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宁德县第一次编写县志是万历十九年（1591年），“斩子”

距编志不过28个年头。万历版县志对倭寇侵扰，记叙详尽，而对“斩子”

，只字未提。至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宁德第二次编纂县志，对戚继光“斩子”

一事，不作直接记述，而是抄录《连江县志》，还慎重地附上一句“事见连江县志”

。后人就以此为依据了。其次，嘉靖四十四年的《建功德祠记》以及祭文，其内容都没有说到“斩子”

之事。第三，白鹤岭两侧，留有明、清及民国的摩崖石刻20余处，也没有发现有关戚继光“斩子”

的片言只语。《连江县志》这段文字开头的“更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