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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38章 不为人情所累（第1页）

李东沐拿起信，是那位即将被移送司法机关的某正厅级干部A1的妻子写来的，字字泣血，陈述其丈夫当年也是热血青年，为三南发展做出过贡献，后来误入歧途，恳求组织看在多年苦劳和年迈父母、年幼子女的份上，能从轻发落，给家庭留条生路。

信里还提到，该干部在“留置”

期间，已交代了所有问题，并积极退赃，悔恨不已。

类似的信件，李东沐并非第一次见到。每一次反F风暴背后，都是无数家庭的悲剧。他沉默着将信放下。

“不止这一封。”

陶宏伟叹了口气，揉了揉太阳穴。

“这几天，通过各种渠道递上来，或者直接找到我老同事、老朋友说情的，有十几份。有些是家属哭诉，有些是老同志求情，还有些……是认为处理面太宽、力度太大，担心影响干部队伍稳定，影响当前工作的提醒。”

他看向李东沐，眼神复杂：“东沐，压力不小啊。A1这个人，能力是有的，也的确做过一些工作。现在他家的情况……”

”

还有B7，认错态度好，退赃积极，是不是处分可以再轻一点？那些处科级干部，有些可能真是稀里糊涂被卷进去的，一下子处理这么多，会不会让大家寒心，不敢做事了？”

李东沐听出了陶宏伟话语中的犹豫和压力。这位在风暴中一度展现出破釜沉舟决心的省委书记，在真正面对具体人的命运、面对各种人情和“稳定”

的考量时，内心依然会挣扎。这或许是人性使然，也或许是长期浸淫于某种ZZ生态后的条件反射。

“陶书记，我理解您的压力，也理解这些家属的痛苦。但是，法纪不是人情债，功过不能相抵。A1贡献再大，也大不过他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损失，大不过他对三南省政治生态的破坏。他现在认罪悔罪，是他唯一正确的选择，可以从量刑上酌情考虑，但绝不能因此就动摇我们惩处腐败的决心。”

李东沐顿了顿道：“如果因为有人说情、哭诉，我们就网开一面，那法律的威严何在？我们之前所有的努力，岂不是成了笑话？那些因为他们的腐败而利益受损的企业和群众，又该如何看待我们？”

“至于担心影响稳定、影响工作，我认为恰恰相反。只有坚决、彻底、公正地处理这些F败分子，才能清除害群之马，真正保护绝大多数好干部，才能树立起鲜明的导向，清廉者受尊重，实干者得重用，腐败者必严惩！这才是最大的稳定，这才是对干事创业最好的保护。”

“如果对F败分子手下留情，让那些观望者、侥幸者觉得‘不过如此’，那才是对ZZ生态最大的破坏，对未来工作最大的隐患。陶书记，开弓没有回头箭。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退一步，就可能前功尽弃。”

陶宏伟听着，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沙发扶手，沉默良久。窗外的阳光照射进来，在他脸上投下明暗交织的阴影。

李东沐的话，道理他都懂，但真正做起来，牵扯的方方面面，实在太多。

“你说得对。”

陶宏伟长长地吐出一口气，仿佛下定了决心。

“一退，人心就散了，队伍就不好带了。这份处置方案，就按组织部和纪委研究的意见，原则上通过，下次常委会正式审议。该移送的坚决移送，该处分的严肃处分，该调整的及时调整。对于说情和压力……我来顶住。”

他重新拿起那份干部处置方案，眼神恢复了之前的锐利：“不过，在坚决处理的同时，我们也要把‘立’的工作做得更实、更快。组织部提出的那个一线干部提拔使用方案，要尽快上会，尽快落实。要让全省干部看到，省委不仅对F败零容忍，对担当实干者也绝不亏待！你那边，营商环境的正面典型，该宣传的要宣传，但就像你说的，要把握好度。我们既要展现铁腕，也要传递温度，更要给出希望。”

两人的沟通，再次在关键问题上达成一致。李东沐能感觉到，陶宏伟虽然内心有挣扎，但推动三南省走出泥潭、重塑新生的总体方向是坚定的。这至关重要。

离开陶宏伟办公室，走在S委大楼空旷的走廊里，李东沐的心情并未轻松。

干部处置是一道难关，吴天明留下的关于“体系”

和“软性渗透”

的线索，则是另一片需要小心翼翼穿行的雷区。他想起吴天明提到的那个“边J发展研究院”

和“丝路文化传播公司”

，这些机构就像是寄生在旧体系上的藤蔓，主藤虽被砍断，但它们的根须可能已经深入土壤，甚至开始吸收新的养分，尝试攀附新的支撑。

回到省政府，他立刻叫来了省委宣传部分管新闻出版和理论工作的副部长，以及省政府研究室主任。

“最近关于三南省发展道路的讨论，学界和舆论界有些什么新的动态？”

李东沐开门见山。

宣传部副部长扶了扶眼镜，谨慎地汇报道：“总体上是积极支持改革发展的声音占主流。但也有一些讨论，主要集中在边J地区发展是否应该有区别于内地的特殊模式、‘反F败与保持地方活力如何平衡、历史形成的利益格局调整是否应更注重渐进性等方面。”

“这些讨论基本都在学术和政策探讨范畴内，但个别文章和发言，隐隐将‘法治’、‘规则’与‘地方实际’、‘灵活性’对立起来，认为过于强调前者可能会抑制‘特色’和‘活力’。发表这些观点的，主要是一些本地学者和退休老干部。”

研究室主任补充道：“我们在做相关政策研究时也注意到，有些咨询报告，在分析三南省情时，会过度强调历史包袱和特殊复杂性，从而推导出对某些改革措施缓行、变通的建议。这些报告的撰写者，往往与省内外一些特定研究机构往来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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