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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社往事（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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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庆春（摄于2009年）

DV小组成立那一天气氛热烈，据说程裕苏（他后来拍出著名的DV作品《我们害怕》）专程由上海飞到北京来参加活动。这是一个学习小组和互助小组，吴文光曾写过一篇文章《持DV机的手握在一起》，记载了当初的相濡以沫。DV在一个资源垄断严重的地方的使用，有特别的意义，老吴对此有所期许。他是最早留意DV并塑造DV的文化意义的人，多年后他的“村民计划”

，延续了他电影民

间化的追求。当剧情片小组的人们说到DV的粗糙可能会伤害电影的时候，老吴被激怒了，他不惮以最恶毒的话语来回击。他说对方不过是混入地主家的贫农，后来却捍卫地主闺女，最后地主并未将闺女许配给他们。在多年前的一次采访中，当被问及是否会因为DV带太便宜所以可能拍摄过程不节制的时候，老吴又开始了他的攻击：“这有什么好担心的呢？不节制？费钱啊？不节制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有人说DV会伤害到电影，电影已经脆弱到这个地步，竟然被DV给伤害了，说这话的人还委屈成那个样子！电影还是处女吗？他是为古人担忧吗？他疼什么呢？”

吴文光觉得年轻人比他还保守，他认为应该多看到DV作为新生事物的建设性与可能性，不能一味反对。他在实践社里算是年龄最大的了。

杨子在当时站在了杨超等人一边，他说：“不是所有人都能拍电影，我们提倡精英化的电影。要认真对待每一个镜头。”

他那么说是因为当时出现了大量粗制滥造的作品，他呼吁的是更为严谨的创作。杜庆春这么回忆DV：“电影学院有一种胶片拜物教。那时候还没有高清的概念，就找BETA，没有广播级的就找准广播级的。最后你没辙了才用DV。那时候DV基本没有被业界采纳。那完全是家用级的设备，是一个hom

evideo的东西，是拍摄家庭录像的。包括杜海滨的《铁路沿线》，还有朱传明《群众演员》，这些东西出来以后，大家才发现DV。其实贾樟柯给DV的创作带来了很主动的地位，但是贾樟柯很快进入了更高的制作门槛。”

实践社成立时有一个背景，就是好莱坞电影在中国的影响日益扩大，国产电影也逐渐强调商业化。电影学院的教育虽然仍然是“大师教育”

，但一出校门即满眼商业之风。实践社呼吁作者电影，强调作者的个性自由，他们的纲领里面有一条就是“将电影作为艺术”

。艺术与个性自由的确是一对伴生的事物，但由于语境问题，在老吴眼里这些关于艺术的口号却是在设置电影门槛，阻止另外一些人进入。当胶片电影遭遇到DV实践，顿然显示出了“阶级沟壑”

。实践社剧情小组呼吁的民主自由，其实是从第五代第六代那里要求分权，更多是希望让年轻一代获得更多电影表达的机会。虽然中国电影“第七代”

的命名一直没有到来，但是他们的心中可能还是潜藏着一个“代”

的意识的。而当胶片电影来到DV面前，胶片电影就成了“优质电影”

，它是有原罪的，因为它在某种背景下代表着专门化、特权化、贵族意识、行政垄断以及资本主义。

实践社的内部精神是分裂的，不过还好，争论带来了思考。

实践社的创办者杨子主要不是作为一个精神领袖而存在，他是一个活动家，他为大家提供了一个彼此相逢和对话的平台。这个平台比一篇富有激情的精神宣言重要得多。杜庆春称杨子的活动能力非常强，很快将实践社做成了一个全国性的机构，而首届中国独立映像节是实践社组织的最大的一次活动。

四

首届中国独立映像节对于中国独立电影的策展来说，是一个开先河的行动。它举行于2001年9月22日到27日，声势堪称浩大。其征片范围包括1996年以来的中国民间映像，后来收到短片和纪录片作品约109部，其中纪录片35部，可以说是国内电影人开始DV创作（也包括Hi8以及标清制作）以来成果的整体展示。当时实践社联合了其他三个民间放映团体——上海的101、沈阳的自由电影、广州缘影会一起，同时获得《南方周末》（署名为主办方）、北大在线、TCL等单位的资金支持，杨子自己也花了三万块，电影学院的王红卫老师资助了两千。

这个展览的特点就是：年轻。电影节分展映单元和竞赛单元，前者放映第一代独立电影人如段锦川、贾樟柯等人的电影。竞赛单元的作者则多是学生和艺术青年，多是用DV或者电视台广播器材拍摄，参与者包括评委多是年轻教师（比如杜庆春、张献民）与年

轻媒体人，当然还有文坛名流如翟永明。那次观看，观众对这些作品表现了极大的失望。多数电影煽情又不懂电影语法，号称实验而又矫揉造作。当时做评委的胡续东说：“众多所谓的影片突破了我生理承受的极限，对我的智力、性情乃至作为观影者的人格进行了全面摧残。”

作为评委的他因为向银幕扔矿泉水瓶子而被举报。他说如果再多看两天这样的片子，30％的评委就会“拎着据说为中国电影带来无线曙光的DV机自己把自己砸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