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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汾阳在电影和故人之间（第3页）

演唱变成了个人的沉吟，这改变不仅仅是外部世界流行元素的召唤，也是内在世界的领悟，这个场景不是表达了他的颓废，而是说明他有了主动审视社会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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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86–0358”

短片展（摄于2017年）

韩三明是这个转折中非常重要的叙事动力。杨荔钠（钟萍）问王宏伟，你表弟是不是个哑巴？

三明不怎么说话，他是附近小煤矿的矿工，他下井前要签一份生死合同。由于是文盲，他都不知道合同上写的是什么，王宏伟看见合同上写着：如果事故身亡，仅有菲薄的补偿，其他与矿上无关。王宏伟目睹了这一切，似乎使得他具备了真正的社会判断力，而和韩三明的血缘关系使得他与这种底层现实建立了真切的联系。

三明是一个无权者，无权者不必然是失语者，但三明还是一个失语者。他们其实大量地存在于基层乡村，和文工团高亢的歌声同时间存在。

这个形象到了《三峡好人》就有所变化，生命意识有了更多觉醒。一个纯粹被动不发表意见的角色，它的演员是很难获得认可的。贾樟柯乃至第六代导演电影中人物的进化，此前我有文章表述，此不赘谈。

由此我想起贾樟柯拍《小武》时，其实也就是现在短片交流周上的导演们的年龄。从《小武》至今，恰好二十年，二十年可以作为一个时间段落，前后应该可以做

一番比照。作为中国小城镇青年的代表，“汾阳青年”

们究竟有了怎样的转变？

反观此番“86–0358”

短片周作品中的一些电影角色，甚至二十年来中国独立影像当中的很多角色，我对于这种充满无力感的生命状态太熟悉了，他们不具备人的丰富性，也因此缺乏感染力。虽然我们仍然会去辩护，说这是我们身边人的真实状态。它们事实上体现了独立作者思考的边界以及他们具备何等的精神强度。我发现此次短片周的作品中，至少两部是以2008年前后山西煤炭产业遭遇冰点作为时间的界碑，这体现了他们思考问题的现实基点。当金钱的巨流戛然停止，生活的组织形式和生活感受模式仿佛在回落，旧有的统治性力量以及我们面对它们的方式，却一如既往。

《春梦了无痕》力图表达年轻的力量感，这十分难得，但青年虽然愤怒，却并不具备选择生存方案的勇气，他们最终接受了别人强制的安排；《根》的最后，这位河北张家口的青年去手机店维权，店主要打电话报警，他就仓皇逃离了，电影由此结束；另外一部北电学生拍摄的《边缘》有良好的视听语言，但姐弟俩搞“仙人跳”

被抓又释放后，他们说：“我们以后该怎么生活呢？”

《飘》里面的女青年竟然安静地接受了公婆安排的下体检查，当着双方母亲的面……

我认为这其中所体现的精神颓废，似乎不停地证明着外部世界——经济、政治和旧文化模式等对电影叙事和艺术想象力的主宰。这使我在贾家庄宽敞的酒店里，感觉到一种隐隐的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