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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7章 押题（第1页）

省试临近，最为困扰考生的一件重要之事就是，自熙丰年间开始的科举取士的方式与内容是否会不会再生变动。

按理说来，元佑八年，也就是去年的三月，朝廷已经下过诏书，其中明确说明“御试举人复试赋、诗、论三题。”

说的御试就是所谓的殿试，是三场考试的最后一场，但隐含的意思自然也是解试、省试都依此而行。

眼下各地的解试都已依此结束，可是如今的省试与殿试会不会还有变化呢？

毕竟，今年的省试，因为前太皇太后的葬礼推迟了一个月，往年可是正月下旬就要开始。

更重要的是，大家之所以有这样的疑惑，还是与皇帝亲政后的各种举动密切相关接下来会不会下定决心实施熙丰新法，可能还不一定能够说准。但是凡是先太皇太后做过的事、他都喜欢反着来的性子，诸位大臣算是基本都领略到了。

那么，元佑八年三月的诏令，它的可靠性就要大打折扣了。

所以这段时间，秦观在给秦刚作考试前的最后辅导时，也在关注这件事。

“其实如果改以试策的话，对徐之你更加有利。毕竟你的诗赋水平并不稳定。”

秦观也是因为多看了一些秦刚在他面前所作的一些命题诗词，虽然总体水平尚还不错，但少有之前几带给他的惊喜。包括前几天他在中太一宫所作的那咏鸡诗，还是走的非常规之路，在平时游戏中拿来震惊一下旁人尚可，到了省试殿试之上，就讨不得多少便宜，甚至在一些阅卷官面前，反而会吃大亏。

秦刚看到老师说起科举考试方式的变化时，却是一脸的心平气和，并没新旧党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激烈争夺态度，便问道“老师，我记得当初朝堂争论科举考试，到底是该以诗赋取士、还是应以经义策论取士时，苏大学士是坚决反对后者的。外人多说是因为大学士以己诗赋之才而自负，实则他的策论水平又何尝不是绝佳呢？”

秦刚所言确是事实，苏轼在参加省试时的策论答卷《刑赏忠厚之至论》，就曾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欧阳修之后曾言“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

而且苏轼还是宋朝极少的制科考试状元。

关于制科，前面介绍过的李清臣，就是通过制科考试入了馆职成为京官。这一考试不是面对所有考生开放的，而是皇帝临时下诏举行，参加的人至少得符合两个极其苛刻的条件

第一要有要获得德高望重的重臣推荐，而且这些重臣实际要对推荐人担有连带责任。第二提交自己平时所作的策论共五十篇文章，经过考评认定有资格，才可参加最后的考试。

而最后的考试也堪称地狱级难度，考生必须在一天一夜内完成六篇各不少于三千字的策论。这些文章的范围涉及九经、十七史、七书等等共四十余本书目，包含了名家经典思想、财经、政治、军事等等方面的内容。所以，考生所作文章中必须要根据题目的内容引用出相关典籍的上下文，在深入理解经典思想的同时，还要有自己精到的见解、观点。

秦观对此解释道“我皇宋立朝以来，在制科考试中，唯有仁宗时的吴育吴春卿与老师二人获过最高一等的成绩，老师的策论文章当属天下一绝。可恰恰是是因为他擅长策论，则比常人更加懂得策论考试在考核人才中的不足与缺陷。”

“哦？以秦刚之陋见，这策论可以考察学子对于政治、民生等诸事的见识，并可从文中看出他们对于政事的理解程度与处理思想，岂不是要强于诗赋乎？”

秦刚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徐之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秦观摇摇头说，“单从文章本身来看，的确是有这样的好处。但是回到考试本身就会现，一是策论写作有程式、有样板，二是策论试题太狭窄，因为你要贴近时事政务，就很容易被提前猜出押题，然后交上来的试卷，多是提前写好的范文，甚至还会是请人捉笔的作品。所以这样子来看的话，选出来的人才便很成问题。”

所以说，苏轼此人看似豪放不羁，其实却是最讲实际的人。他在政治生涯中的观点，绝非那种认死理、讲面子的党争之辞。

在新法实施之初，他就从“新法急推时过于折腾民众、许多地方与民争利”

等等这些客观出现的事实角度出，急呼不得强行推广。而等到司马光一党上台之后，开始全面废除新法的时候，却又是他站出来，指出“新法经过若干年的推广，有些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有些地方也被民众习惯，所以此时应该针对性地修复一些弊端即可，何必再次折腾民众？”

对于科学取士标准，苏轼的观点同样如此。

他并非只是死板在坐在朝堂上，来辩论诗赋与经义策论的优劣点，而是直接从实践入手，指出科举考试的本质是为朝廷选拔出有用的人才，所以，对于考生而言，无论是诗赋、经义还是策论，都各有优劣，仅只代表了一个方面。

所以苏轼真正的观点却是“今后差使官，不拘经义、诗赋，专务选择有才学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