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福文学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281章 朝归倭附一难在不征（第1页）

去汉阳汉阳肯定是要去的，不过现在手头的事情还差一点点没办完，现在就去汉阳似乎还早了点。

如果要去汉阳，高务实认为应该在自己彻底收复朝鲜半岛之后。届时他将揽存亡继绝之大功，挟完胜倭寇之神威，以天神降临般的姿态驾临汉阳。

到那时，无论他有什么样的决定，朝鲜朝廷上下都将无一人敢于质疑，无一人敢于违逆，真正达到那传说中“口含天宪，言出法随”

般的尊崇与权威。

所以，现在还不能去；但是，也要尽快早些“能去”

。

这么说来，釜山之战就应该加，不能再拖了哪怕放弃此前已经准备好的最稳妥方案，改为战损可能有所增加的强攻方案也在所不惜。

毕竟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而不是相反。为了更加宏大的政治目的，战争手段需要实时调整，充分适配。

不过到了这一步，高务实就必须为另一件事提前准备先手了，那就是进攻日本本土。

高务实深知，以现在大明的实力，甚至不说大明朝廷，只说以海贸同盟的实力，进攻日本本土的最大问题就根本不在于仗怎么打，而在于怎么把这场仗打起来。

这里头的麻烦还是在于朱元璋的那个“不征之国”

，这是一个事关大明朝廷外交事务基本思想的大麻烦。

洪武朝是明代外交的奠基时期，明初人对于天下中国的认识，对于周边乃至世界的认识，直接影响有明一代中外关系的产生和展。

大明对外关系的生和展依托很多必要条件，其中重要的一点是蒙元帝国崩溃后国际格局面临的大动荡、大改组和国际秩序的亟待重建。

一方面是历史的连续，制度的承继，另一方面也有明朝人自身的抉择和展，对后世的影响甚巨。

有明一代即便在原历史上也有近3oo年，除永乐时征安南，于宣德时退出外，对外基本上没有征伐之事。

这足以见得在洪武朝奠定的，以“不征”

为特征的明代对外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实际上标志着古代中外关系出现了新的模式和特征，更成为古代中外关系的一个转折点。

洪武六年，祖训录修成。五月，太祖亲作序言，提到“立为家法”

的祖训录成编的过程

“至于开导后人，复为祖训录一编，立为家法，大书揭于西庑，朝夕观览，以求至当。尾六年，凡七誊稿，至今方定，岂非难哉

今令礼部刊印成书，以传永久。凡我子孙，钦承朕命，无作聪明，乱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

这里的“尾六年，凡七誊稿，至今方定”

，说明其中的内容在明朝开国以后就已开始反复斟酌的过程，历时六年而确定，因此朱元璋以“祖训”

要求子孙后世，从此不容有所更改。

也就是说至洪武六年，朱元璋认为大明朝的外交思想完全趋于成熟，对外关系由此奠定，并刊印成书，以传之永久正如本书前文常常提到的，朱元璋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他似乎根本就不认为社会是展的。

在这部祖训录章箴戒中，有关外交的内容如下

“凡海外夷国，如安南、占城、高丽、暹罗、琉求、西洋、东洋及南蛮诸小国，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来挠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

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但胡戎逼近中国西北，世为边患，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

外交思想有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在

洪武六年刊印成书之前，太祖于洪武四年在奉天门公开宣布有关外交的看法，可以视为其外交思想成型的最早时间。

洪武四年九月，太祖朱元璋在奉天门召集臣僚，郑重阐述了他所制定的对外政策总纲领

“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古人有言，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

朕以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惟西北胡戎，世为中国患，不可不谨备之耳。卿等当记所言，知朕此意。”

明朝一般是在奉天门颁布诏令，这里的“臣僚”

有可能包括外国的使节。重要的是，这是明太祖次全面论述王朝对外政策，充分反映出明太祖本人现实的外交思想。

其实与后来刊印的祖训录比较，这里多出的主要部分是古人言“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

，说这明明人的思想也是古人思想的直接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