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福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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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6章 远方的哭声3（第1页）

第二天一早，苏炎被电话铃声吵醒了。

它从床上爬起来，走到老村长家。老村长已经把听筒递过来了。

“苏记者，是我。”

王局长的声音有点哑，“老陈把资料收到了吗？”

“收到了。”

苏炎说，“我看了一部分。王局长，这个案子……”

“不好写吧？”

王局长接话，“老陈追了这个案子二十年。他说，这个案子让他觉得，有些悲剧不是一个人的错。是社会推着人走向了那个结局。”

苏炎沉默了一会儿。“王局长，阿宏……他当年有没有人帮他？律师？家属？”

“有。很多人帮他。”

王局长说，“文化界、宗教界、学术界，很多人联名上书，请求暂缓执行。但没用。案子审得很快，判得很快，执行得也很快。他自首之后不到一年就执行了。”

不到一年。苏炎想起东洋市的案子，从案发到自首，等了三十三年。而阿宏只等了不到一年。同样是三条人命，一个人等了三十三年才说对不起，一个人当天就去说了对不起。但后者的结果，比前者更早画上句号。

“王局长，老陈有没有说，阿宏的家里人现在怎么样了？”

“他的父母还健在，住在山里。老陈去看过他们。他们每年都会去给阿宏扫墓。他母亲每次去都哭，哭完了说‘我儿子不是坏人’。”

王局长的声音更低了一些，“苏记者，老陈让我转告你——写这个案子的时候，别只写阿宏。也写写那些人。那些骗他的、剥削他的、骂他的人。这个悲剧里，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

苏炎挂了电话，站在老村长家的堂屋里，沉默了很久。

老村长端着一碗粥走出来。“苏炎，吃点东西。”

苏炎接过粥碗，喝了一口。粥很烫，烫得它眼泪差点掉下来。不是烫的，是别的什么。

“表叔，”

它说，“您觉得一个十九岁的孩子杀了人，应该判死刑吗？”

老村长愣了一下。他坐下来，抽了一口旱烟。

“那得看为什么杀。”

老村长说，“如果是故意杀人，没得说。但如果是因为被人逼到绝路上……那就不好说了。”

“他被中介骗了，被老板扣了身份证，每天工作十七个小时，干了八天，老板说他倒欠钱。他不干了，想走，老板不还身份证，还骂他是‘番仔’。”

老村长沉默了很长时间。

“十九岁，”

他慢慢开口，“我十九岁的时候，还在田里干活呢。那还是个孩子。”

苏炎点了点头。它把碗里的粥喝完，站起来。

“表叔，我回去写稿子了。”

苏炎回到老屋，坐在桌前，翻开老陈的资料。它找到了一份当年的请愿书，上面密密麻麻签满了名字。有教授、有作家、有律师、有神父、有记者。他们用各自的方式，为一个素不相识的十九岁孩子求情。

苏炎把请愿书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我们恳请总统阁下，对阿宏案格外复议。他不是罪大恶极的惯犯，他是一个被社会推向绝境的年轻人。他的犯罪行为应当受到惩罚，但死刑是否过重？一个十九岁的生命，是否应当被如此轻率地终结？”

轻率。苏炎盯着这个词看了很久。

它想起东洋市的案子，警方调查了很久，审判了很久，最后凶手自首了。但阿宏的案子，从案发到执行，不到一年。快得让人觉得，没有人真的在意这个十九岁的孩子到底经历了什么。

苏炎铺开稿纸，继续写。

它写了阿宏的童年。山里长大的孩子，从小在山野间奔跑，会唱族里的歌谣，会写简单的诗。他考上了师范学校，是村里少数几个考上学校的年轻人。村里人都为他骄傲。他离家去上学的那天，全村人都来送他。

它写了阿宏的休学。家里的经济状况出了问题，他不得不暂时放下学业。他想出去赚钱，想帮家里减轻负担。他给父亲写了一封信，说他要去城里找工作，让父亲不要担心。

它写了阿宏进城。他满怀希望地坐上火车，看着窗外的景色从山变成了城市。他以为等待他的是机会，是更好的生活。他不知道等待他的是一双伸向他的手——不是来扶他的，是来推他的。

它写了阿宏在中介那里被收了三千五百元介绍费。他身上只有两千元，全部掏光，还欠了一千五。他被介绍到了一家洗衣店。老板扣了他的身份证，让他从早上九点工作到凌晨两点。他干了八天，每天十七个小时。他提出辞职，老板说他倒欠钱。

它写了那个晚上。阿宏喝了酒，回到洗衣店，找老板要身份证，想回家。老板骂他是“番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