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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章 查封强学会（第4页）

出了胡同，走到街边，我们几人开始迷茫起来，不知何去何从，就连那两台洋机器也不知放置何处。

我便出了一个主意，说源顺镖局离这不远，又刚好有多余的房间。不如先到源顺镖局住下，把那印书机和发电机也先放在镖局里，再商议下一步该怎么办。梁启超等人同意了。

到了镖局，安顿下来后，我们几人便向陈炽询问，这慈禧太后为何要查封强学会和万国公报？

“我也不知道这，这为何惹恼了太后。那诏书只说，杨御史告发我们莠言乱政，妖言惑众。经查，情况属实，特查封强学会和万国公报，不准再议论时政。

当初，翁尚书和我们说，此事陛下已首肯，只管大胆去说，大胆去做。谁知，如今……”

说着，陈炽突然抱着那印书机痛哭。我们几人不禁也黯然。

第二天，陈炽等人便去找户部尚书翁同龢。得到的答复是，既然是太后的旨意，他也无能为力。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那个御史叫做杨崇伊，是后党的骨干。

而那宫中太监叫做刘兴桥，也是慈禧太后身边人。但从那天的情形来看，这刘兴桥对我们倒是颇为同情。

几天后，谭嗣同和梁启超等人商量，决定另寻他处，继续宣传“救亡图存”

之法。

光绪二十二年二月，他们几人全部离开了北京。那洋人的印书机和发电机，因为搬运太麻烦，最终放在谭府中。

几个月后，在黄遵宪等人的捐助和支持下，汪康年、梁启超、谭嗣同在上海创办了《时务报》，按旬发行。每一份《时务报》，他们都有寄给我。

《时务报》上的言论，比起之前的《万国公报》更加激烈。

比如，“我国万事不进步，而独防民之术乃突过于先进国，此真可为痛哭也”

；“国家之主人为谁？即一国之民是也”

等等之类的。

看到这些话，我便知道，这《时务报》也办不了多久。京城里的那位太后，不会容忍这些言论的。

果然，过了几个月，《时务报》虽然还在发行中，但再也没有出现梁启超、谭嗣同的文章了。

他们想要以报刊为阵地，宣传变法思想的愿望又落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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