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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1章 万民的愤怒二（第1页）

国库的收入上，也出现严重的问题。

元廷的税收种类比较复杂，南北还不一样。老实说，朝廷的税收不重，但底层百姓的负担却很高。

明初学者叶子奇说，“元朝自世祖混一之后，天下治平者六、七十年，轻刑薄赋，兵革罕用，生者有养，死者有葬，行旅万里，宿泊如家，诚所谓盛也矣!”

明末史学家谈迁说，“宋时亩税一斗；元有天下，令田税无过亩三升……盖吴中之民，莫乐于元，莫困于明，非治有升降，田赋轻重使然也。”

明朝太常寺少卿李开先也说，“元不戍边，赋税轻而衣食足，衣食足而歌咏作。”

既然朝廷的税收不重，为什么底层百姓却不堪其苦？

这主要是因为地主的田租太重了。

大金、南宋后期，土地兼并问题就很严重了。

大元在吞并它们地盘的同时，也把这个棘手问题吞了进去。但蒙元高层对此却不重视，一直没有认真对待，去研究解决，缓和阶级矛盾。

身为一个佃农，你手上没有田地，要租地主的田种粮、种菜，自然就要向地主交田租。

这田租比朝廷的税，可重多了。

以南方为例，佃农向地主交的田租，基本上按照年平均产量的六成，甚至更多。

大元有几任皇帝，包括元惠宗在内，都曾经下诏，命令江南地主减租。

但由于政治腐败，地方官吏早已和地主富商穿上同一条裤子。这种诏令实际上落不了地，只是一纸空文而已。

在人身上，佃农也受到地主的迫害和控制。自南宋以来，地主干预佃农婚姻，奴役其子女的现象长期得不到整治。

说是佃农，其实和农奴也差不多。

不但是南方汉人佃农的生活悲惨，北方的蒙古人也是如此。

元宗大德七年，刑部就上报朝廷，说有商人“往往将蒙古人口贩入番邦博易”

。从明宗起，这种贩卖蒙古人为奴的现象加剧了。而买家的主力变成了南方的大地主、大富商。

因为受到蒙古贵族的压迫，在史料中记载的蒙古人民起义，也有十多起。但他们的起义都在红巾军大爆发之前，没碰上历史的窗口期，全部被镇压下去了。

在法律上，元廷还保护地主。

比如，地主打死佃农只需杖一百零七，赔其家人五十两，就了事。

实际上，没有一个地方官吏会真的下狠手杖打地主的。所谓的杖打，它也分贫富。

还有一点，元廷赋税的征收方式有严重问题。它把赋税外包给商人。

比如，某地计划收的某项赋税是一万两白银。商人缴纳一定的保证金后，把这项收税的任务承包下来。

没有利润，商人会承包赋税吗？不可能的。

商人上缴国库的，确实是一万两白银。但他实际上收到的可能是三万两，甚至更多。这多出来的，便是商人的利润。

元朝承包税收的项目非常繁多，远远超过了宋朝，有包天下河泊、桥梁、渡口之税的，有包酒税的，等等。

这无形中又增加了底层百姓的负担。

最后一点，还有地主偷税漏税的问题。

元仁宗时代，元廷曾经试图重新丈量土地，查清漏税问题。结果遭到大地主和地方贪官的强烈抵制。

在一片反对声浪下，这场改革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