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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千零七十章 就这白脱了（第2页）

“张凡同志，来，坐这边。”

主持会议的领导点了点头，指了指一个空位。

张凡依言坐下，心里更加疑惑。

这阵仗，不像是单纯听科研汇报。

“张院长，时间紧迫，我们直接进入正题。”

主持会议的领导开门见山，“你上午的汇报，做了简要通报。

领导对你的信心和判断，是认可的。

但认可归认可，我们作为具体落实的部门，必须把问题想得更深、更远，把可能遇到的风险和障碍，提前考虑到，并准备好应对方案。”

他拿起面前的一份文件：“你的项目，如果真如你所说，能取得颠覆性成功，那它将不仅仅是一个医学成果，更是一个具有重大战略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国家资产。

这样的资产，从实验室走向市场，从国内走向国际，中间有无数道关卡，其中很多关卡，不是靠医学技术就能闯过去的。

我们今天这个会，就是要提前研判，一旦你们的研究取得了我们期望的关键性突破，后续的成果转化、知识产权保护、特别是国际规则下的利益博弈，我们该如何应对，如何最大限度地保护国家利益和我们的研成果。”

张凡恍然，原来如此。

领导们考虑的不是能不能成，而是成了以后怎么办。

这视野和格局，确实不是他一个医院院长整天琢磨手术、论文、经费能比的。

商务部的一位领导率先言，他推了推眼镜，语气冷静而专业：“张院长，假设你们的细胞疗法成功了，安全有效，那么它先面临的就是国际专利布局和申请。

按照常规流程，我们会以茶素医院或联合研究中心的名义，在华国、金毛、欧洲、丸子国等主要医药市场国家和地区，申请核心专利。

但问题在于，糖尿病是全球性公共卫生问题。根据to的tRIps协议（《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以及后续的《多哈宣言》，成员国在面临公共卫生危机时，可以启动强制许可或允许平行进口，从而在一定条件下，绕过药品专利保护，生产或进口廉价仿制药，以保障公众健康。”

他顿了顿，看向张凡：“公共卫生危机这个帽子，弹性很大。

当年艾滋病药物、以及近几年的一些抗癌药，都曾被某些国家或国际组织援引此条款施压。

糖尿病，作为影响数亿人的慢性病，完全有可能被竞争对手或某些利益集团，炒作成公共卫生危机，从而试图否定或削弱我们的专利保护，为本土药企仿制扫清障碍。

默克当年用这招对付丸子国药企的雷特格韦，就是前车之鉴。

他们甚至不需要等到专利授权，在申请阶段就可以通过各种法律和政治手段进行干扰、拖延，甚至迫使专利权人做出巨大让步。”

知识产权局的负责人接着补充：“除了强制许可的威胁，还有专利挑战。

国际巨头药企拥有世界上最顶尖的专利律师团队，他们精通各国专利法，擅长寻找专利文件中的漏洞，或者通过提出现有技术异议，起专利无效诉讼。一场跨国专利官司，打上五六年是常事，耗资巨大。

即便最终我们赢了，市场窗口期可能已经错过，或者被消耗得差不多了。更棘手的是，有些国家可能存在专利链接制度不完善或执法力度不足的问题，导致即便有专利，仿制药也能大行其道，维权困难。”

那位军方背景的将领沉声道：“还有一个层面，是技术安全。这种前沿的、可能具有战略意义的生物技术，其研过程、核心数据、乃至科研人员本身，都可能成为某些势力觊觎的目标。

技术窃取、商业间谍、甚至对关键人员的策反或威胁，都不是危言耸听。我们必须确保，在整个研和未来的产业化过程中，核心机密万无一失。”

改委的同志则从产业角度提出：“如果技术成功，如何确保其产业化落地在国内，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带动相关产业展和就业，而不是仅仅成为我们卖专利、别人生产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