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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84章 南法变天下（第1页）

进入夏天之后，李格非夫妇因为十分适应在大秦府的生活，于是作主留下了秦霏，而让李清照带着刚满两周岁的秦霄来到了杭州团聚。

而秦刚此时在杭州却是开始忙得脚不沾地，就算是心心念念急着想见面的儿子，都硬生生地推迟了大半天。

无他，虽然这一轮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军事变革并没有推及全国范围，但是以其触及到的社会各个程度之深、影响变化之大，便是与曾经的熙宁变法相比，也有之过而无不及！

好在有了几乎可站在“上帝视角”

的秦刚，不仅能够总结出王安石的变法之失，还能够借鉴之后大明张居正变法之得，精准地把握住，变法之重点并非在于法本身，而是利益集团在变法前后的得失及地位的变化。

对此，切实有效的做法只有两种：

第一种，彻底搞死对方。比如商鞅变法，直接举起大刀毫不留情地砍向老秦贵族阶层，虽然最后商鞅死于对方的反扑，但贵族群体还是退出了秦国的政治舞台，更为先进的勋贵与地主阶层支持着秦国最终走上了一统六国的富强之路。

类似的成功变法还多生于新旧朝代更替之时，变法者实际上是享受了这种时期下，本来就存在着新旧利益群体的更替红利，让这种更替成为一种事实是和进步。

第二种，与旧利益群体的妥协。比如秦刚这次想要借鉴的张居正一条鞭法，他原本希望的只是借此减轻民众的税赋负担，但是却没有赤裸裸地要求大地主阶层吐出原来的利益。而只是温和地提出“原来的不动你们，但新的就不要再扩大了”

的建议，及时限制住了他们疯狂鲸吞国家与百姓利益的举动。以此换来对于农民日益恶化的生存环境的改善，从而部分地实现了改革的目的。

此后在西方国家的相关资产阶级革命中，其大多都能获取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便就是通过生产力以及制度领先的优势，诱惑更多的地主阶级主动进化成为资产阶级。像是英国的“圈地运动”

，把“资本家抢夺地主土地”

的事实行为，转化为地主们主动改造牧羊场，并投资纺织厂，从而享受到变革之后的工业产业利润。

换句话说，拉拢与转化，远远高于简单的打击与消灭。

秦刚深知，十二世纪初的大宋，正次站在了三大文明可能交汇相撞的路口：

农耕文明在中华大地进入了最鼎盛时期，但是在它北方，几乎相同时代诞生展起来的游牧文明，也在各种交融学习中虎视眈眈。这个历史时刻，唯一可能带来希望与变化的，便就是在东南沿海地区正在如冒角荷叶一样的海洋文明萌芽。

这是一个繁华与危殆共生的关键性历史节点。在汴梁的御街之上，酒旗招展，勾栏瓦舍里传出的丝竹声与叫卖声交织，如清明盛世一般的舟车辐辏、人烟阜盛，是这一文明臻于极致的注脚。

漫眼大宋二十五路的万里江山，山河壮丽、良田万顷，富庶丰盛的物产，滋养出了人类文明难以企及的极致财富；万万生民，礼义述志，诗词赋文的科举选拔之中，孕育出隋唐以来最灿烂的风流文气，让赵宋一朝的风华，在史册里晕染出最温润的青绿之色。

可是生于这一时代的常人谁又能想到，塞北的凛冽朔风早已吹裂了盛世永恒的幻梦，仅仅只是一二十年的时间，游牧草原的主角便就会瞬间易主，更为凶残无敌的铁骑之敌呼啸而来，承平方过百余年的中原大地，再次燃遍野蛮人的烽火！

巧舌如簧、才富八斗的君子大臣们，在那时只能匍匐于野蛮人滴血的刀尖之下，战战兢兢地献人谄媚保命的颂词；

百年文明积累起来的财富，或是化成了残焰焚尽之后的东京断垣残壁，或是变作了草原铁骑的锐利刀剑与隆隆火炮，又或是成为了草原贵族尽情享受的文明奢华淫乐。更为先进文明的锦绣河山，终究却抵挡不住野蛮人的铁蹄屠刀，如同被用来生火取暖的丝帛楠木，于腥臊的帐篷之中，散着它可悲又可怜的最后一丝香气；

唯有在血淋淋伤口之下的东南沿海，还能因为大江的一时屏障，换取短暂的宁静时光。只是，这段时代的偏爱，本应是给予新兴海洋文明的成长时机，让这新辟的海上丝绸之路，再次连接起东西方的文化交流，让仍显孱弱的华夏能够汲取起更多的异域力量，从而可以改变农耕文明的实力根基，重振这一时代应有的中原雄风。

只可惜，传统儒学的守成与内敛，终究还是固执地捂住那缕初露锋芒的海洋文明之光。愚蠢的封建权贵，只懂得尽享海贸税收的红利滋润。在西湖暖风的熏陶之下，亲手摧毁了仅存的华夏脊梁。

这个世纪的风起云涌，恰似一场命运的预演：盛极而衰的轮回里，藏着文明碰撞的阵痛，也藏着一个王朝在守与变之间，进退失据的无奈与怅惘。

所幸，在眼前的这个时代关键节点，秦刚虽然不知自己的到来，究竟是能彻底改变固有的历史进程，还是穿越进了另一个平行演进的时空。但他十分清楚，带着千年之后的回望，汴梁的繁华尽逝、靖康的悲歌长鸣、南海的帆影渐隐，都不应该再次重演为现实，因为此时有他，正在推进一场惊天动地的南法新政！

是的，南法新政！自大观元年起，杭州太子府陆续面向东南八路颁布了一系列地方法规后，被嗅觉灵敏的汴京报馆先行知晓，又经过这批京城名笔们的争相分析报道，便对其统一冠以“南法新政”

的新名词。

而稍稍滞后的京城朝廷，在保守官僚们的愤怒声讨后下达了一封封的斥责诏令，却因东南方面的置之不理，成为了最可笑的东京废纸。

不过，依旧有着些许聪慧的蔡京，还是隐约领会到了南法新政中的无法遮掩住的精彩光芒，在他苦思冥想下，竟然也从中挑出几条他认为无伤大雅的条令，向赵佶进言，不妨可以圣旨认可并颁行，这样便就将其包括到朝廷的统一大政之中，既可保住朝廷在此的颜面，也算是缓和与东南关系的善举。

无意之中，内陆的各路，也得以在这个时代略略改善了日益紧张的社会矛盾。

当然，自负且自信的赵蔡二人，并不在意东南太子府能掀起多大的波澜，相对于那里日益昌盛的经济活力，京城的赵官家决定举起思想根源的“礼制文化”

大旗。

大观元年伊始，赵佶本人亲自设立议礼局，并亲笔撰写冠礼部分作为范本，主持编纂《大观五礼》。

在赵佶本人的设想中，这是为实现由王安石所提倡的“一道德、一风俗”

伟大目标的非凡创举，次破除了“礼不下庶人”

的旧习，规定新礼制的适用范围不限天子、王公贵戚、士大夫，还包括了所有的庶民百姓。其实这里也是在暗示：包括太子府治下的东南八路，也必须要严格执行。

当朝廷将赵佶亲笔书写的该书篇《御制大观五礼之记》以御笔名义送来杭州之时，秦刚看完后，哈哈大笑道：“官家好书法，摹本着好工匠刻碑，原本送太子殿下，可作书法临摹学习之用！”

李纲曾有疑异，秦刚对他解释道：“礼制本身并没有错，礼的根本也在于文明传承的秩序。不过，在过往的历史岁月之中，恰恰因为有‘礼不下庶民’的约定，才有了‘刑不上大夫’的陋政。如今宫里的官家既然有心要推翻前者，那我们为何不能拿来，更加务实地推进对于后者的否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