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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9章 许敬宗 笔藏私怨身伴权锋（第3页）

比贪财更令朝野哗然的，是许敬宗自家爆的惊天丑闻，这件家事甚至惊动高宗，成为满朝文武茶余饭后的谈资。许敬宗年老之后，宠爱家中一位年轻侍妾，名叫虞氏，对其百般纵容。可他的长子许彦伯，常年出入内宅，竟与这位庶母虞氏私通，私情败露之后，许敬宗震怒不已。

寻常官员遇上这般家门丑事，大多私下遮掩，低调处置，保全家族脸面，许敬宗行事完全反其道而行之。他丝毫不在意家丑外扬，直接将儿子与侍妾私通的全部细节整理成文，写成奏折递交给唐高宗，主动揭自家丑闻，请求朝廷严惩儿子。高宗看过奏折十分震惊，只能依照律法，将许彦伯流放至岭南蛮荒之地，虞氏被逐出府邸，永不复用。

堂堂当朝宰相，将母子秽乱内宅的丑事主动上报天子，任由百官议论，丝毫不在乎家族声誉，当时众人皆无法理解其行事逻辑。有人评价他冷酷无情，为了自身清誉，不惜牺牲亲生儿子；也有人认为，许敬宗深知自身早已污点满身，再多一桩家丑也无法让名声更差，不如主动上交朝廷，展现自己大公无私、不徇私情的姿态，博取帝王信任，巩固自身相位。无论出于何种心思，这件丑闻再度坐实世人对他“家风败坏、毫无礼法”

的评价。

龙朔二年，许敬宗已七十八岁高龄，年老体衰，精力不足以持续处理繁杂政务，上表向唐高宗请求致仕，告老还乡。李治感念他数十年陪伴东宫、辅佐帝后、平定朝堂勋贵集团的巨大功劳，没有直接准许他完全辞官，下旨授予特进高阶散官，依旧保留俸禄、朝会资格，但凡国家重大商议、修撰典籍事宜，仍可入宫参与商议，恩宠依旧不减。

致仕之后的两年间，许敬宗安享荣华，高宗时常赏赐丝绸、珍宝、肉食，多次派人前往府邸探望。

咸亨三年，公元672年，八十一岁的许敬宗在家中病逝，走完横跨隋、唐两代的漫长一生。

得知许敬宗去世消息，唐高宗十分悲痛，为其废朝三日，停止朝堂议事以示哀悼，下诏追赠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大都督，特许灵柩陪葬唐太宗昭陵。

陪葬昭陵是初唐臣子至高无上的荣誉，房玄龄、李靖、尉迟敬德等开国元勋才有此待遇，足以证明李治一辈子感念许敬宗的助力，全然不在乎朝野对他的负面评价。

风光下葬之后，朝堂再起风波，一场谥号之争，将许敬宗一生功过矛盾彻底摆上台面，成为后世评判他的关键佐证。

古代大臣离世，朝廷会根据一生品行功过议定谥号，一字或两字概括其人一生，流传后世，是文人官员身后最重要的盖棺定论。许敬宗死后，太常寺负责拟定谥号，博士袁思古综合其一生劣迹，拟定谥号为“缪”

。

按照古代谥法，“缪”

字代表名实不符、品行邪僻、言行虚伪，是极恶的差评谥号。袁思古给出理由清晰直白，全部取自正史记载的真实事迹：许敬宗江都兵变屈膝求生，失臣子气节；国丧之时取笑同僚，无礼失仪；收取重金嫁女蛮夷，贪财无度；执掌国史肆意曲笔，公报私仇；构陷长孙无忌等忠良，残害元勋；家中子女秽乱内宅，家风崩坏，一生过错数不胜数，配“缪”

字当之无愧。

这份谥号公示之后，许敬宗的孙子许彦伯（此时已遇赦从岭南返回长安）当即上书朝廷，激烈反驳太常寺的评定，控诉袁思古与许家有私人恩怨，刻意恶意诋毁先祖，请求朝廷重新召集官员商议，更换美谥。

朝堂之上就此分为两派，一派支持太常寺，认为许敬宗劣迹昭彰，恶谥理所应当；另一派以当年追随武后的中层官员为主，感念许敬宗当年助力废后、稳固皇权之功，认为不可全盘否定其功劳，不应给予极致恶谥。双方争论不休，奏折源源不断递至高宗面前。

李治内心偏向许敬宗，不愿自己倚重半生的心腹大臣身后背负极差的评价，于是下令重新召集五品以上官员共同复议。官员权衡折中，最终改定谥号为“恭”

。

谥法之中，“恭”

代表恪尽职守、恭敬事君，属于中等偏温和的评价，刻意回避许敬宗品行上的诸多污点，只肯定他侍奉帝王、勤勉处理政务、修撰典籍的功劳。一场轰轰烈烈的谥号风波就此落幕，许敬宗最终以“恭”

为谥号流传史册，可太常寺最初拟定的“缪”

字，却精准概括了千百年来世人对他的主流印象。

后世修史之人，并不认可高宗偏袒之下定下的“恭”

谥。

五代编撰《旧唐书》，虽未设立奸臣传，却在传记末尾评语毫不留情，批判许敬宗见识浅陋、品行污浊，一心逢迎权贵；北宋欧阳修、宋祁修撰《新唐书》，秉持儒家正统道德评判标准，直接将许敬宗放在《奸臣传》开篇第一位，定性为大唐开国以来头号奸佞，逐条罗列篡改史书、贪财害义、构陷忠良种种罪状，自此之后，“唐朝第一奸臣”

的标签牢牢贴在许敬宗身上，流传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