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福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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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节（第4页）

&esp;&esp;上午11点多钟，袁世凯像往常一样回家了。袁世凯当时住在石大人胡同外务部大楼。石大人胡同据说是明朝尚书石亨的府第，后来改为外交部街，外务部大楼是当年为迎接德国皇太子访华而建造的，其后改作外务部迎宾馆。袁世凯进京后，全家便暂住这里。

&esp;&esp;袁世凯每次进宫的路线都是固定的：王府井大街——东安门市场——东华门大街——东华门。沿途都密布军警，予以保护。

&esp;&esp;这天，袁世凯乘坐的是特制的专用双套马车。该马车由上海龙飞所造，状似一绿呢大轿。车后跟随身挎德国刀的侍从数十名，车前则有两个“顶马”

（即骑马前导的卫士）开道。这两个“顶马”

，一个叫袁振标，一个叫杜保，两人威风凛凛，策马而行，马车则跟在后边，发出轰隆轰隆的声响，煞是威风。车子走到东华门大街将近东口时，突然发生了意外。先是传来一阵剧烈的爆炸声，响声震耳，烟雾四起，接着便出现了一片混乱。再接着，只见袁世凯乘坐的双套马车像发了疯似的狂奔起来，腾起一股蔽天黄尘。人们惊恐地望着眼前发生的这一幕，不知到底出了什么事情。在马车的后边，此刻那两个“顶马”

已经摔倒在地上，浑身是血。现场一片狼藉……

&esp;&esp;原来是有人行刺。根据事后的调查，刺客使用的武器是炸弹。袁世凯的女儿袁静雪回忆说，炸弹是从当时有名的饭馆“东兴楼”

的楼上扔下的，共三颗炸弹。其中的两颗当时便爆炸了，除了我父亲的顶马袁振标当场被炸死以外，还有另一顶马杜保和双套马车的两匹马，都被炸成了重伤。杜的伤势很重，过了不久也就死去。另外一颗炸弹扔到“东兴楼”

下便道上自来水龙头旁边的水坑里去了，没有爆炸。那两匹马被炸伤以后便如飞地奔驰起来。车上的马夫虽然勒紧缰绳想控制住受惊马匹，但却无济于事，只得任它们飞奔，直到回到石大人胡同外务部门口方才站住。

&esp;&esp;这是一起专门针对袁世凯的暗杀。炸弹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除了两个顶马先后死去外，拉车的两匹马也受了重伤。袁静雪说，弹片炸伤了马肚子，不久两匹马都因伤重死去。所幸的是，两匹马当时没有倒下，否则袁世凯的生命也将发生危险。

&esp;&esp;刺杀发生后，军警们很快包围了现场，并抓获了三个可疑分子。被抓的这三个人是：黄之萌、张先培、杨禹昌，都是京津同盟会的成员。京津同盟会是在武昌首义后成立的，直属于同盟会本部。该会的组织机构除了总务、军事、交通、财务和宣传这些照例都有的部门外，还特设了一个暗杀部。该部不设部长，直属于会长和副会长，成员有男女同志二十余人，主要任务就是铲除清朝巨头。为此，部里的成员还专门拉到京西门头沟和十三陵等荒山里进行过投掷炸弹等一系列速成训练。

&esp;&esp;据亲历者回忆说，当时暗杀部拟定的行刺目标主要是三人，一是袁世凯，二是良弼，三是载泽。袁世凯则是头号目标。计划实施前，他们对袁世凯上下朝的路线、时间等都进行过仔细研究，发现沿途虽然布置了军警，但这些军警比较松懈，警惕性也不高，完全有机可乘。从时间上看，袁入宫多在清晨，这时街上人少，容易引起注意，而到中午下朝时，正赶上一天最热闹的时候，街上人多，易于隐蔽。于是，行刺的时间最后就选定在1月16日中午。参加刺杀行动的人，经过挑选选出四人，即黄之萌、张先培、杨禹昌，还有一个名叫严伯勋。

&esp;&esp;计划制定得非常严密，共设三个攻击点：一是离东华门不远处的路南茶叶店门外，这是第一攻击点，由严伯勋执行；二是丁字街临街酒楼，这是第二攻击点，按分工由黄之萌、张先培蹲守；三是东安市场门口，这是第三攻击点，守候在这里的是杨禹昌。

&esp;&esp;袁世凯的马车开过来后，严伯勋首先行动。他投弹甚准，投出的炸弹正中袁的车下，但由于车行较速，炸弹猛烈爆炸时，车已过去，只炸死车后卫兵一人，伤数人。之后袁的马车立即改道折入路南一小街逃去，未走原来路线。这一来，打破了原定的计划。在丁字街酒楼上的黄、张两同志听到第一声炸弹爆炸，随即开窗持弹等候，但因袁车已改道，未能实施，反被街上军警发现，遭到逮捕。在东安市场门口的杨禹昌同志，闻得炸弹声，也持弹奔出，同样因形迹败露被捕。唯有第一个投弹的严伯勋乘人声鼎沸、军警慌乱之际，潜入茶叶店内，将手枪插入茶叶桶中，从容出门逸去。

&esp;&esp;以上这些都来自知情者的回忆，应该较为准确。袁世凯大难不死，除了耳朵略微受震外，几乎毫毛无损。袁静雪回忆说，父亲平安回到家后，见到我们只简单讲了一下情况，便哈哈笑了起来。袁世凯为何高兴？难道是因为意外逃生？当然不是。而是因为这一意外，反倒向清廷证明了自己的忠诚，否则革命党干吗要杀他呢？事实上，刺杀事件后，隆裕太后的确是对他更信任了。除此之外，这个意外事件也提供了一个机会。他可以借机告病在家，不再上朝，逼清帝退位之事也用不着自己亲自出面了，这就省去了许多麻烦。应该说，逼清帝退位，袁世凯内心有愧，他也害怕面对太后和小皇帝，更怕将来留下“夺权于孤儿寡母”

的叛臣骂名。如能躲在幕后，放手让手下人去做，那就大大减轻了他良心上的负担。袁世凯当然是要高兴了。

&esp;&esp;第二天，袁世凯便上折子请假，声称受了惊吓不能上朝。谕旨很快下来了，说是“览奏殊深廑念”

，批假三天，让他“速为调理”

，病好后马上上班。

&esp;&esp;就在袁世凯请病假的同一天，由隆裕太后召集的御前会议举行了。会议内容就是讨论内阁密奏。据史料记载，从17日至19日，御前会议连续三天开了三次，都毫无结果。

&esp;&esp;时任外务大臣的胡惟德回忆说，17日第一次会议，宗室王公齐集。会上，贝勒溥伦主张自行颁布共和，庆亲王奕劻附和，醇亲王始终一言不发，但恭亲王溥伟和镇国公载泽坚决反对。尤其是溥伟态度异常激烈。

&esp;&esp;溥伟是老恭亲王奕之孙，隶满洲镶蓝旗，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封贝勒，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承袭恭亲王爵，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署理宗人府右宗正，充禁烟大臣。溥伟的行政职务虽不高，但在宗人府的地位却不低。宗人府是专门管理爱新觉罗家族事务的机构，最高领导为宗令，宗令之下设左右两个宗正，由亲王、贝勒等特简。溥伟署理右宗正，在家族内部有很高的权力。溥伟是个顽固派，对袁世凯尤为仇恨。当年两宫驾崩，他就力主杀袁。后来计划未能实施，他一直耿耿于怀。

&esp;&esp;辛亥变起，朝廷重新起用袁世凯，溥伟也是坚决的反对者之一。他曾去找过载沣，提醒他说袁世凯这个人野心大得很，重新用他显系“引虎自卫”

。载沣沉默良久，这才结结巴巴地说，庆王、那桐再三力保，也许可以用一下吧。溥伟说，即使要用也得派些忠勇之士，削弱他的势力。载沣问派谁。溥伟说：“吾叔监国三年，群臣好坏，当然比我清楚。”

&esp;&esp;载沣说：“都是他们的人，我何曾有爪牙心腹？”

&esp;&esp;这样的回答让人哭笑不得。一个掌握大清朝命运的人竟然说出这样的话来，其懦弱无能，令人无言，难怪溥伟叹息不已。然而，软弱是要付出代价的。随着袁世凯羽翼日丰，老虎终于要吃人了。

&esp;&esp;据溥伟日记载，17日的会上他与袁内阁成员发生激烈争吵（溥伟日记与胡惟德所说有一些出入。溥伟日记说当天的会是在内阁召开的，隆裕太后并未参加，但醇亲王载沣、庆亲王奕劻，及蒙古王公均被邀到会。由于袁世凯请假，内阁方面由民政大臣赵秉均、外务大臣胡惟德和邮传大臣梁士诒等出面代表）。

&esp;&esp;会议开始后，将近两三刻钟，大家互相扯着闲篇，谁都不提正事儿。溥伟这时耐不住了，首先发话，他说：“总理大臣邀请我们开会，究竟讨论什么呀？你们倒是说呀！”

&esp;&esp;赵秉钧听了这话，方才切入正题。他说：“革命党现在势头很大啊，各省都响应他们，光靠北方军队也平息不下去。袁总理有打算，想在天津另设临时政府，下一步与南方是谈是打，再定办法。”

&esp;&esp;赵秉钧此言一出，会场一片哗然。赵秉钧事后对人说，为什么要提另立政府，是因为当时南京已成立临时政府，而清帝退位又不能急转直下。另立天津政府，一方面胁迫清廷，一方面撇开北京与南京，可由袁独立支配一切。但这一提议遭到亲贵们的反对。溥伟尤为气愤，他当即责问道：“朝廷起用袁慰亭为钦差大臣，复又命他为内阁总揆，就是要他讨贼平乱。现在朝廷在此，却要到天津另外设立临时政府，这是何意？难道北京政府不行，天津政府就行吗？况且，汉阳已经收复，正宜乘胜痛剿，忽然罢战议和，是何道理！”

&esp;&esp;溥伟越说越气，话语中的火气也越来越大。梁士诒赶紧出来辩解，说另立政府主要是情形所迫，现在各省响应，北方无饷无械，这样做也是为了不惊扰皇上。这套鬼话显然不能自圆其说，立即遭到溥伟的反驳。他说：“从前长毛、捻匪之乱，危及畿辅，用兵二十多年，也没有议和之事，别设政府的做法。今天革命党之势，远不比发捻，为什么竟有此想法？如果打仗需要筹饷，这是我们诸大臣应尽之责，当勉为其难。如果遇贼就和，是人都能，朝廷又何必召回袁慰亭呢？”

&esp;&esp;溥伟的一番切责，言辞犀利，咄咄逼人，弄得赵秉钧和梁士诒都说不出话来。会场的气氛一下子僵住了。

&esp;&esp;这时，胡惟德说话了：“此次战乱，列邦很不愿意，我若一意主战，恐怕要引起外国人责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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