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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节（第2页）

。谈话进行到最后，光绪问袁世凯：“如果我交给你统领军队的职责，你能忠于朕吗？”

袁世凯答：“臣当尽力报答皇上之恩，一息尚存，必思效枕。”

于是，光绪皇帝为之欣然，随即下了一道谕旨，越级提拔袁世凯为侍郎候补。

&esp;&esp;第二次召见是在9月20日（八月初五），即政变发生前一天。这次召见是袁世凯离京前向光绪皇帝请训。关于此次召见的内容，有关史料出入较大。一种说法是，光绪在与袁氏谈话时，面付朱谕，令他回天津，先到天津督署内抓荣禄，然后星夜带兵入都，围颐和园，软禁太后。为了袁氏执行命令方便，光绪还特地赐他一支小箭，以作凭证。

&esp;&esp;另一种说法是，那次召见为时较短，光绪只是对袁说：“你练兵甚好，以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

这句话听上去似乎别有深意，好像暗示袁世凯，他的军队可以不听荣禄的指挥，至于面授朱谕，杀荣围园，皇上并未说到。

&esp;&esp;对以上两种说法，袁世凯自己说法不一。他曾公开表示皇上没有面付朱谕，而在给其兄世勋的信中又有“面见皇上，授于密诏”

之句。究竟哪一个是实话，不得而知。

&esp;&esp;至于皇上两次召见，一般认为这是维新诸臣刻意安排的结果。他们是想让袁世凯明白，这件事是有皇上支持的，他尽可放手去干。而对袁氏来说，短短几天竟两次蒙召，实为难得的殊荣。不过，此时的袁世凯也处在风口浪尖，何去何从，必须做出抉择。然而，这个抉择并不轻松。从种种资料分析，袁世凯当时的心情颇为复杂。面对帝后两党，这种站队事关重大，一旦站错了则万劫不复。

&esp;&esp;9月18日（八月初三）夜，即皇上两次召见袁氏之间，谭嗣同曾来袁世凯下榻的法华寺，与他进行了一次重要的谈话。据袁世凯《戊戌日记》说，这次谈话的要点是，谭嗣同要求袁世凯率兵救驾，杀荣禄，围颐和园。

&esp;&esp;谭嗣同说：“皇上有大难，非公不能救。”

接着又说：“我想初五奏明皇上，让你初五请训，到时面付朱谕一道，令你带本部兵马开赴天津，见到荣禄，即出朱谕宣读，就地正法。然后，让你代直隶总督，传谕僚属，张挂告示，布告荣禄大逆罪状，并封锁电局、铁路，迅速入京，派一半兵马围颐和园，一半兵马守宫，大事可定。”

&esp;&esp;然而，袁世凯对谭的说法并不认可。因为他手中的新军只有七千余人，而京津董福祥部、聂士成部，加之淮练各军七十多营及北京神机各旗营，力量对比悬殊。哪能那么轻易就“大事可定”

？但谭嗣同是皇上身边的近臣，他也不能得罪，只好虚与委蛇，推托说：“此事关系重大，不能草率决定。再说你今夜请旨，皇上也未必允准。”

&esp;&esp;谭嗣同说：“我自有挟制之法，皇上不能不准。”

&esp;&esp;事后，袁世凯在给其兄世勋的信中曾说，当我听谭嗣同说到“挟制”

二字，立时“不寒而栗”

。为何如此？因为挟制，便有强迫皇上的意思。皇权时代，这种事可是大逆不道，一旦败露后果不堪设想。袁世凯当然感到害怕。

&esp;&esp;后来，谭嗣同为了给袁世凯打气，便拿出了皇上9月14日的密诏给袁世凯看，这更加重了袁的疑惑：一是密诏未用朱笔，而是黑笔所书；二是诏中并没有杀荣围园的意思。对此他提出质疑，谭嗣同解释说，朱谕现在在杨锐手中，这份是林旭抄给他看的，原诏中杀荣围园都写得很明确，云云。

&esp;&esp;袁克文在《三十年闻见行录》中写道，谭嗣同拿出密诏后，他父亲袁世凯起初沉吟了一下，谭嗣同忽然站起，自袖中掏出短枪指着袁世凯问：“公肯奉诏吧？如肯，望立行，不肯也快说，为什么迟疑？”

&esp;&esp;说这话时，谭嗣同语调严厉，目光逼人。袁世凯并不慌张，微笑而答：“帝诏怎敢违？不是我迟疑，实是在考虑如何执行。”

&esp;&esp;谭嗣同听了这话，脸色和语气便和缓下来，也笑道：“我知公忠贞，必无他志。刚才是试公胆量，果然真豪杰也！盼速奉诏行事，免生他变。荣禄这个逆贼奸滑，千万不能被他察觉。大事定后，公富贵不可量也！”

&esp;&esp;最后，谭嗣同提出与袁世凯共同盟誓。袁世凯从之，两人北向而拜，共同盟誓。

&esp;&esp;以上文字简直就像一部惊险小说。袁克文为文多夸张，且意在为其父涂脂抹粉。不过，从诸多材料看，袁世凯那天夜里并未拒绝谭嗣同的请求。据《南海康先生传》中说，当谭提到杀荣禄时，袁世凯说：“杀荣禄如一死狗耳！”

不过，在具体行动办法上，他提出自己的兵马都在小站，离京二百多里，行动起来，恐走漏风声。他说，最好的办法是，天津阅兵时，皇上驰入我营，我便可以名正言顺诛讨逆臣。

&esp;&esp;袁世凯这样说，实际上是在应付谭嗣同。事后袁世凯也不否认。他说，谭嗣同是天子近臣，不能得罪，当时只能“多方应付”

，先把他支走。9月20日（八月初五），即谭嗣同来访的第二天，在向光绪请训之后，袁世凯已经没有时间再犹豫了。他必须做出抉择，要么站在皇上一边，要么站在太后一边。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必须弄清楚谁是最后的胜利者，而且不允许有丝毫偏差。这是一场真正的赌博，一场拿性命作筹码的赌博。经过反复权衡，他最后把赌注下到了太后一边。接下去便发生了告密的事。

&esp;&esp;关于告密，袁世凯自己有两种说法：

&esp;&esp;其一，是袁世凯的日记。他说，初五日请训，退下即赴车站。抵天津时日已落，即前往谒荣相（即荣禄），略述内情。这时叶祖珪（原靖远舰管带）等人先后来访，只好约以明早再详谈。次日，他把详情告之荣相。荣相失色，大呼冤枉。是晚，荣相找他去，出示训政之电，方知政变已经发生了。

&esp;&esp;从日记看，袁世凯初五回津见到荣禄，但向荣禄告密却是在初六。而在初六这一天，政变已经发生了。也就是说，政变并非由他告密所致。

&esp;&esp;其二，是袁世凯致其兄世勋的信。在信中，他说接旨后颇觉进退两难，不奉诏是欺君逆旨，若提兵软禁太后，是助君为不孝，逮捕荣相，是以怨报德。终夜彷徨。此种重大机密又不能与幕友磋商，直至天明，决意提兵入京，见机而行。及抵京师，屯兵城外，孑身入宫，面见皇上，授余密诏，捕拿太后羽党，荣相列首名。余只得唯唯而退。行近宫门，正遇荣相入宫，拦路问余带兵来此何事，弟被逼辞穷，只得以实情详告。荣相立带弟入颐和园面奏太后。此非弟之卖君求荣，实缘荣相是余恩师，遂使忠君之心被天良所战胜，断送维新六君子之生命，弟之过也。

&esp;&esp;以上两种说法，前后自相矛盾。显然，袁世凯并没有说真话。他始终在为自己开脱，结果前后不一，难以自圆其说。

&esp;&esp;不过，据台湾学者黄彰健研究认为，袁世凯告密是实，但政变并非由他告密所致也是事实。虽然袁世凯辩解称，他是初六向荣禄报告详情，这一说法可能有假，因为这么重要的事他不可能拖到第二天才报告。但是，政变发生当日，即初六日，太后下的第一道命令是捉拿康有为、康广仁等，而且罪名是“结党营私，莠言乱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