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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第3页）

&esp;&esp;安庆，又名宜城，是长江中游的一个重镇，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它东接皖南，北连皖东；南靠长江，与九江相连；西联湖北，与黄梅、蕲春、英山三县交界。自康熙六年（1667年）安徽设省后，安庆一直是省城所在地。太平天国建都南京后，安庆的战略地位变得极为重要。由于位于宁汉长江黄金水道之要津，它既是连接武汉和天京的纽带，又是天京的西大门。

&esp;&esp;因此，曾国藩认为，欲破金陵，必克安庆。按照他的计划，第一步克武汉，第二步夺九江，第三步便是占安庆。而其中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拿下安庆。

&esp;&esp;安庆乃武汉、九江之门户，夺取安庆，就像扎下一根钉子，不仅切断了金陵的饷糈供给，而且也隔断了“江淮各贼”

与天京的联络。因此，1860年春夏之交，在武汉、九江得手之后，曾国藩便指挥湘军主力全力包围安庆。应该说，这一部署立足全局，高屋建瓴，是解决时局的关键所在。

&esp;&esp;可是，江南大营溃败后，常州、苏州等地先后失守，朝廷急于挽救东南，连电湘军援吴，这就给曾国藩的部署带来了极大的困扰。当时，湘军主力只有万余人，另有各地勇营万余人，兵力十分有限。如果率兵援吴，就必须放弃安庆，这是曾国藩极不情愿的。

&esp;&esp;当然，对于曾国藩的想法，很多人感到不解，包括湘军内部。他们认为江苏远比安徽重要，无论从政治还是从经济角度来说都是如此。

&esp;&esp;胡林翼就劝说曾国藩，江浙不能不救，否则两省之民抱怨不说，“其毁誉，其悲悯之怀，与吴越人仰望之苦”

，也令人不忍。但曾国藩认为，以现有兵力支援江苏，不仅于苏无补，而且会破坏整个战略。他一再强调说：“安庆一军，目前关系淮南之全局，将来即为克复金陵之张本。”

说到底一句话，就是安庆太重要了，非拿下不可！

&esp;&esp;7月间，李秀成大军攻克松江，直逼上海，形势更加危迫。朝廷谕旨急如星火，一再催促，令曾国藩体察情形，进兵苏常。但曾国藩坚持既定方针，一边应付朝廷，一边继续全力攻打安庆。好在此时北方一片大乱。英法联军攻占天津，两宫西狩热河。朝廷忙于议和，一时间无法东顾，这就给了曾国藩回旋的余地。此后将近一年时间，曾国藩专注于上游，死死地咬住安庆。

&esp;&esp;这一来，太平军坐不住了。安庆的重要性，曾国藩知道，太平军同样知道。对于天京来说，安庆除了战略位置重要之外，它还是太平军兵源、饷源的重要供应基地。在江南、江北大营长围天京的那段日子里，要是没有来自安庆的供应，天京早就支撑不住了。

&esp;&esp;因此，太平军十分看重安庆。自1853年攻克安庆后，就一直牢牢死守。太平军惯于流动作战，许多城市前脚打下，后脚撤出，并不重视地方政权的建设。除了天京之外，很少在其他城市长久立足，但安庆是一个例外。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就说过“安庆一日无恙，则天京一日无险”

，实乃精辟之语。

&esp;&esp;面对湘军死磕安庆，天京高层极度不安。按照太平军原定计划，是先夺取长江下游苏杭沪地区，巩固后方，消除后顾之忧，然后再乘胜向上游进发，会攻武汉。这个计划是5月间在天京军事会议上制定的。但在执行中遇到了一系列问题。先是李秀成在攻克苏州之后，向上海进发，遭到洋人的干预，不得不改变计划，转而进攻浙江嘉兴等地。

&esp;&esp;此时，安庆在湘军的围困下已岌岌可危。9月25日，英王陈玉成赶到苏州与忠王会面，商讨下一步战略。会上，陈玉成重提救宜（安庆）计划，认为安庆万分危急，必须派兵驰援；但李秀成的看法是，进攻杭州，实比救援安庆更为迫切。用他的话说，苏杭好比鸟之两翼，光有一只翅膀是飞不起来的。

&esp;&esp;事后有分析认为，陈玉成主张救援安庆，本身并没错；李秀成主张先取杭州，同样也有道理。问题是陈玉成和李秀成都有私心。

&esp;&esp;对于陈玉成来说，安庆守将叶芸来是他的部下，他不能见死不救；而李秀成的小算盘是一心想在苏浙扩展地盘，发展势力，因而对救援安庆并不热心。

&esp;&esp;如此分析，听上去似乎都有道理，其正确与否，姑且不论。不过，二王的分歧却导致了太平军战略计划的重大改变。

&esp;&esp;据李秀成回忆说，八月（农历）中旬，“天王严旨颁到，命我赴上游”

，领军扫北。这就是说，在忠王与英王的分歧中，天王站在了后者的一边。当然，天王的态度与干王洪仁玕有极大关系。干王原来是主张先夺取苏杭沪地区，巩固后方，然后再乘胜向上游进发，会攻武汉，但这时鉴于安庆局势危急，他改变了原先的想法，同意放弃下游转而进攻上游。这就使太平军5月间制定的战略计划完全发生改变。

&esp;&esp;李秀成对于这样的改变，内心是有抵触的，但在天王的严旨之下，他只能执行。太平军新的战略即远袭武汉，援救安庆。其要点是，乘湘军重兵云集安庆，武汉空虚之时，集中优势兵力奔袭武汉，迫使湘军回援，以解安庆之围。会议一结束，太平军立即行动，杀向湖北。这就是太平天国史上著名的第二次西征。

&esp;&esp;西征行动与太平军对付江南大营的办法如出一辙，几乎就是一个完整的翻版和拷贝。虽然仍是老套路，但却击中了湘军的要害。

&esp;&esp;太平军的西征战役打响后，陈玉成大军经由苏北、六安等地杀向湖北，李秀成大军则由皖南插入江西。太平军来势凶猛。从1860年12月至次年3月间，曾国藩的祁门大营几度遇险。12月底，李秀成、李世贤、杨辅青三路会攻祁门，身陷绝境的曾国藩甚至写下遗书，准备以死殉职。而在次年3月，李秀成第四次进攻祁门，距祁门仅二十余里地，使曾国藩文报不通，饷道断绝，再次陷入绝境。如果此时太平军全力会攻，后果不堪设想。然而，就在这关键时刻，李秀成竟撤围而去，全功尽弃。

&esp;&esp;李秀成开始犯错误了。这种错误只有在高手对决中才会出现，但对李秀成来说，失误的出现并非战术原因。有分析认为，李秀成是害怕湘军悍将鲍超。因为12月初，李秀成曾在休宁柏庄岭被鲍超击败，折损四千余人。还有分析认为，李秀成此次出兵的目的“并非欲争此处，实上湖北招兵”

。但这些说法并非真正原因，真正的原因是他对“二次西征”

始终不感兴趣，更多的是注意保存自身的实力，故而丧失大好战机，使曾国藩绝处逢生。

&esp;&esp;1861年3月，就在李秀成部转战皖赣之间时，陈玉成大军一路过关斩将，攻克湖北黄州，距汉口仅百里之遥。此时武昌的守军仅有三千余人，而湖北巡抚胡林翼则远在安徽作战。群龙无首，实力悬殊，武昌城内乱成一团。

&esp;&esp;消息传来，许多人都主张立即救援武汉，但曾国藩坚持不为所动。因为他早就看出了太平军的意图。如果分兵救援，正好中了太平军的计谋。事后，他在家书中写道：“此次贼救安庆，取势乃在千里之外……贼之善于用兵，更狡更悍。”

&esp;&esp;然而，让人不解的是，就在武昌空虚，势难再保之时，太平军突然顿兵不前了。一般认为，这是洋人干涉所致。确实，英国参赞巴夏礼赶到了黄州，当面要求太平军立即停止军事行动。他的理由是，太平军攻打武汉会损害列强的贸易，破坏他们的商业利益，因为事涉外交，陈玉成只得停止行动，并向天京请示。

&esp;&esp;其实，洋人干涉只是一方面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李秀成行动迟缓，从而导致了计划被迫中止。按照原定的方案，太平军两路大军，一路由陈玉成统率，一路由李秀成指挥，两军会师湖北之后再向武汉发起进攻。然而，当陈玉成的大军兵临武汉城下时，李秀成的部队却迟迟不见踪影，按照预定计划发起的攻击亦无法进行。

&esp;&esp;李秀成进军迟缓，后来广受诟病。有人认为，他是阳奉阴违，有意对抗“中央”

。当然，对此说法也有人表示反对，这里不予置评。

&esp;&esp;客观事实是，李秀成比陈玉成晚了三个月，才率部进抵湖北鄂城。而此时安庆已危在旦夕，陈玉成不得不回师直接救援安庆。这就导致了太平军的作战计划再次发生改变。等到李秀成赶到湖北时，见陈玉成业已回师，便也退回江西，旋即返回浙江。至此，西征计划完全没有达到目的。

&esp;&esp;思想决定行动。西征的失败固然有外部因素，比如洋人干预等等，但最重要的还是太平军内部出了问题，特别是领军的陈玉成和李秀成思想不统一。李秀成想的是一鼓拿下江浙，包括上海，建立稳固的后方，但他的想法没有得到高层的支持。因此，他在行动上便表现得消极被动，一再出错。相比之下，曾国藩却是高手上阵，棋看三步。在武汉危急关头，很多人都劝他分兵武汉。可曾国藩丝毫不为所动，认为安庆得失关系全局之成败，除了胡林翼紧急调兵赴援外，围攻安庆的湘军主力丝毫未减。他指示其九弟曾国荃等围攻安庆的湘军将领，“勿弛安庆围，须坚守”

，甚至说出了“吾但求力破安庆，其它得失，在所不惜”

的话来。

&esp;&esp;曾国藩如此坚定，一方面是对安庆志在必得，另一方面是他识破了太平军的意图。自古成大事者，皆有一股狠劲，曾国藩就是如此。在长达一年多的战局中，他始终咬住安庆不放，以不变应万变。与曾国藩相比，太平军的计划却一变再变，最终导致了重大失利。

&esp;&esp;应该说，从这一刻起李秀成已经败在了曾国藩的手下，其严重的后果很快显露出来，但明眼人心里清楚，李秀成不是败在军事上，而是败在眼界和胸襟上。说到底曾国藩毕竟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经国之才，而李秀成虽贵为忠王，但本质上和天王洪秀全一样，充其量都还是一个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