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福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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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75章 法与情两种模式（第1页）

与新加坡相比，这让他不由得想起华夏国内的情况。

国内同样有完善甚至在某些领域更为详尽的法律法规。

但在执行层面，却常常被“人情”

、“关系”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所软化、变通。

这固然有其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的根源，有时也能体现灵活性，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诸多问题。

法律的权威性被削弱，潜规则盛行，灰色地带丛生。

就像“碰瓷”

现象，最初的立法本意是保护弱势的行人。

但在执行偏差和某些人扭曲的逐利心态下，竟演变成了一种畸形的“产业”

。

让良善者心寒，让投机者猖獗。

很多事情，本有法可依，却因执行中的弹性与偏差。

最终结果南辕北辙，损耗的是社会整体的公信力和运行成本。

两种模式，孰优孰劣？

或许并无绝对答案。

新加坡的“法治严苛”

确保了效率与秩序，但代价可能是某种程度上对个人自由的限制和社会氛围的紧绷。

华夏的“情理法兼顾”

更具包容性和韧性，但若尺度把握不当，则易滋生不公与混乱，增大社会治理成本。

对江辰而言，这不仅仅是社会观察。

他正在将自己的商业帝国，部分核心，向新加坡转移。

他看中的，正是这里稳定、可预期、高效且相对“简单”

的商业与法律环境。

在这里，规则明确，执行有力。

虽然进入门槛不低，但一旦合规，就能在清晰的框架内相对顺畅地运作，无需过多耗费精力在应对复杂的人际关系和不确定的政策风险上。

这对于他此刻需要快速转移和部署资产的计划来说，至关重要。

当然，他也清楚，新加坡的模式并非万能，也非无懈可击。

其高度依赖外部市场和全球化的特性，使其在外部环境剧烈变动时同样脆弱。

其精英治国模式，也存在着阶层固化、社会流动性受限等潜在问题。

但至少在当前，在可预见的未来一段时间内，这里为他提供了一个相对可靠的安全区和试验场。

“想什么呢？这么出神。”

张芷晴轻柔的声音将他从思绪中拉回。

她依旧握着他的手，指尖在他掌心无意识地轻轻划着，眼神关切。

“没什么，想想生意上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