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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9章 共和国长子（第3页）

考核指标也往往更看重规模、营收、利税这些硬指标。

而对真正的核心技术突破、长期竞争力培育、资本回报率这些软指标关注不够，导致企业行为短期化。

第二，内部治理和激励机制僵化。

行政色彩浓厚，决策链条长，审批程序繁琐，市场反应慢。

一把手权力过大但约束不足，容易滋生内部人控制和腐败。

薪酬体系相对固定，难以对真正的技术骨干和创新人才实行有竞争力的市场化激励。

‘大锅饭’现象依然存在，难以吸引和留住顶尖人才。

很多优秀的人才，在国企里待久了，要么被同化，要么选择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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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历史包袱和社会负担沉重。

冗员多，离退休人员多，企业办社会职能剥离不彻底。

这些都需要真金白银去养，占用了大量本可用于研发和再投资的资源。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缺乏真正来自市场的竞争压力。

在某些受保护的领域，日子过得太舒服了。

靠着牌照、资源、关系就能活得很好，为什么要冒着风险去搞吃力不讨好的创新？

为什么要大刀阔斧地改革，去触动内部的利益格局？

‘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躺着挣钱’的思想在一些管理层中很有市场。

这种缺乏饿狼追逐的环境，是最大的创新杀手。

“结果就是，很多国企躺在资源的温床上，创新能力不足，运营效率不高，国际竞争力偏弱。

但它们又牢牢掌握着关键行业的命脉和大量优质资源。

江辰带来的外资、新技术、新管理，要进入这些领域，或者与它们形成竞争。

就等于要动它们的奶酪，打破它们舒适区的围墙。

他们会用‘维护产业安全’、‘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保护民族工业’等冠冕堂皇的理由来阻挠江辰。

他们会利用自己在行业标准制定、项目审批、市场准入等方面的影响力，给江辰设置障碍。

他们甚至可能联合起来，在舆论上对江辰进行抹黑。

说江辰‘外来和尚念歪经’，‘挤占国内企业生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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