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福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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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11章 丑日冲羊煞位正东（第1页）

1937年9月11日，农历丁丑年八月初七。

天津卫的天刚蒙蒙亮的时候，海河上起了一层薄雾，雾从河面上漫上来，贴着水皮往两岸爬，把英租界和日租界之间的那道铁桥笼罩在一片灰蒙蒙的混沌里。码头上扛包的脚行已经上工了，号子声隔着雾传出去老远，闷闷的，像是从水底下冒出来的。

宫北大街上那家纸扎铺子门口贴着一张黄历，黄麻纸上印着墨字：丑日冲乙未羊，煞位正东。属羊之人，大事切莫决断，东边方位少去，防是非冲撞。宜开光祈福、烧香许愿、修缮屋宇、动土整修、囤积财货、开辟仓廪、打理园圃栽种、饲养六畜、邀约亲友相会。若是求财、祈福、修整铺面，正合天时。忌生火安灶、搬移火种、收纳外人、开沟挖渠、搬进新居、迁居挪宅、设坛大祭。但凡入宅搬家、置办筵席安灶，切莫选今日，恐家宅不宁。

纸扎铺子的老陈头端着碗豆腐脑蹲在门口喝，眯着眼看了一眼黄历上的字，嘴里嘟囔了一句：“今儿个安灶摆席，可不是嘛好日子。”

他把碗里的豆腐脑喝干了，抹了抹嘴，卷起黄历撕下来，打算换一张新的。撕到一半他停了一下，不知道想到了什么，又把那张黄历重新糊了回去。

日租界福岛街上，张之逊的公馆今天比往常热闹些。公馆是前些日子一个日本军官调回东京之前卖给张之逊的，前后三进的院子，前面是中式门厅，后面主楼却是西式二层洋楼，红砖墙面，白水泥勾缝，屋顶上铺着深灰色的瓦片，窗户是拱形的，镶着彩色玻璃。院子里种着一棵老槐树，树冠遮住了小半个院子。

今天树底下摆了一圈临时借来的圆桌和椅子，桌面铺着白布，白布上摆着瓷盘和酒杯。院子门口拉了一条横幅，红布上写着“恭祝张太夫人六十华诞”

几个字，字是描金的，在太阳底下晃眼。

院子里的桌子从上午就开始张罗，碗碟酒杯都上了桌，白布铺得平平整整的。后厨是请的登瀛楼的师傅带着全套班底，为了照顾日本人的口味，还特意从旭街上的芙蓉馆请了日本厨师，为日本人制作料理。

可是到了下午三点，院子里的圆桌还是空着的，稀稀拉拉来了几桌客人，都是些平日不怎么走动的角色。坐在角落里那一桌是日租界开烟馆的几个小老板，彼此说话嘀嘀咕咕的，跟谁也不打招呼。

另一桌是安清道义会里辈分最低的几个门徒，缩着脖子坐在那儿喝茶，连大声说话都不敢。再剩下几桌就是张之逊从上海带过来的几个生意场上的老朋友，但来的都是些小角色，真正能撑场面的一个也没有。

张之逊穿着一件藏青色的长袍马褂，领口的盘扣扣得一丝不苟，胸前别着一朵红色的绸花，头梳得油光锃亮，苍蝇站上去都得劈叉。他从早上开始就在大厅门口站着迎客，站到下午两点，脚后跟都酸了。

一开始他脸上还挂着笑，来一个人就拱手作揖，说“欢迎欢迎，里面请”

。到了下午三点，他的笑容就开始僵了。到了下午四点，他干脆不笑了，腮帮子上的肉耷拉着，嘴角往下撇，脸色阴沉得像海河底下那种泡了多年的烂泥。

按张之逊最初的打算，今天要摆三十桌。请帖出去了两百多份，安清道义会的人、天津卫各路码头的头面人物、日本华北驻屯军和日租界警察署的军官和警官、还有几个在上海时就认识的生意场上的朋友，他都了帖子。

他想着自己刚到天津不久，正需要这么一个大场合把路子铺开，让人知道他张之逊不是吃素的。可他万万没想到，这都下午五点了，该来的人一个都没来。

他转身走回大厅里，看了一眼角落里那张摆着茶水点心的长案，又看了一眼厅里稀稀拉拉的几桌客人，嘴唇抿得白。一个叫根宝的手下跟在他身后，大气不敢出。张之逊在厅里站了一会儿，忽然转过身来，盯着根宝，声音不高不低，但那语气里的冷意让人后脊梁凉：“阿宝，请帖是勿是侪送到本人手里向额？”

根宝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瘦长脸，颧骨很高，穿一身半新的灰布短褂，是张之逊从上海带过来的心腹。他听出张之逊话音不对，赶紧点头哈腰地答道：“对额，确实侪通通送到本人手里向额。袁文会袁三爷那份我亲自送过去的，他当着我的面拆开看了，说了句‘张老板客气了，到时候一定到’。王大同老爷子那份也送到了。还有宪兵队那几个日本人都接过去看了，还跟我说了句‘渡边’，就是日语里面请的意思。我亲眼看着他们收下的。”

张之逊听了这番话，嘴角往下一撇，从鼻子里喷出一口凉气，阴阳怪气地又补了一句：“噶末哪能只来勒介几个阿猫阿狗啦？袁文会呢？王大同呢？白云生呢？日本人呢？这几个人捏？侬跟我讲讲，伊拉是飞勒天上去啦，还是钻勒地底下啦？”

根宝被他问得嘴巴张开又合上，额头上的汗毛都竖起来了。他心里清楚，自己去送请帖的时候，那些接帖的人当面说得都好听，拍着胸脯信誓旦旦的，说肯定来拜寿。可现在一个人影都没有，这笔账张之逊肯定要算在自己头上。他张了几次嘴，始终没挤出一句像样的话来，只能干站在那里搓手，指尖搓得红。

就在根宝不知道该如何作答的时候，张之逊的另一个徒弟阿祥从外面快步走了进来。阿祥比根宝年长几岁，圆脸，平头，穿一件黑色对襟褂子。他凑到张之逊耳边，压低声音说了一句：“师父，打听清楚了。日本第16师团今天下午在塘沽登陆，华北驻屯军司令部好几个大官都去塘沽接船去了，一等一的岗军官一个都没留在市里。袁文会也带着手底下的弟佬们跟着日本人一块儿去了塘沽，说是想在日本大官面前露个脸。白云生也推说身子不舒服，王大同连门都没开，管家说老爷子去北平访友了，不在天津。”

张之逊听完这番话，脸色铁青，腮帮子上的肉绷得紧紧的，太阳穴上的青筋一跳一跳的。他在厅里来回走了两步，藏青色的长袍下摆随着他的步子摆动。他停下脚步，冷笑了一声，声音里的寒意比刚才更重了：“搿帮小赤佬，有伊不多，无伊勿少！地球勿靠伊拉一家头转！少了伊拉，台子照样搭得起来。上海滩我张之逊立了二十年，没了这帮人我还办不成一桌寿宴了？”

他抬手看了看腕上的表，表盘是瑞士的，表壳是白金的，秒针正不紧不慢地走着。时间已经是下午的五点半，距离原定开席的六点只剩下半个小时。大厅外面院子里的那些桌子空了大半，冷风穿堂而过，白布桌面的边角被风吹起来又落下去。有几个早到的客人已经坐着不耐烦了，开始低声交头接耳。

张之逊把表放下，转过身对着根宝说：“去告诉厨房，准时开席。红萝卜勿在，照样办酒席。六点钟一到，该上菜就上菜，该敬酒就敬酒。我倒要看看，少了这帮人，我这台子搭不搭得起来。阿祥，你去安清道义会，把会里的都人叫过来吃酒……”

根宝和阿祥如蒙大赦，一个赶紧转身往厨房跑，一个冲着门外跑。张之逊站在原地，看着院子外面那条热闹的福岛街，街面上的人来来往往，可就是没有人前来拜寿，只有街口站着的两个日本兵扛着上了刺刀的三八步枪在来回踱步。他盯着那两个日本兵看了好一会儿，心里头那个窝火简直没法说。

张迅之叹了口气，转身走回了别墅之中。可他刚刚踏进楼里，公馆门口看门的老刘忽然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老刘五十多岁了，背有些驼，走路一颠一颠的。他冲过院子直奔大厅门口，一路跑一路喊着：“老板！老板！洋人！外面来了个洋人！”

他喊得上气不接下气，跑到张之逊面前的时候差点没刹住脚，整个人往前栽了一下才站稳。

张之逊心里一沉。自己老母亲过寿，可没邀请洋人来捧场。他刚来天津不久，在租界里虽说认识几个英国商人，但都是泛泛之交，根本没到能来参加家宴的程度。难道说，是上海那边从前认识的朋友专程赶过来拜寿？可上海跟天津隔着上千里路，哪儿有突然冒出来的道理？他脑子里转了好几个念头，脸上的表情变了又变，最后沉着脸说道：“慌点啥啦？洋人有啥稀奇？跟我一道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