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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34章 将生死置之度外（第1页）

战地输血队的驻地设在一个叫阿尔卡拉的小镇上，阿尔卡拉镇不大，如果不是战争，这里应该是一个安静到让人打瞌睡的地方。镇子依着一座矮山而建，房子大多是石砌的，墙壁很厚，窗户很小，一看就是为了抵御西班牙夏天那种要命的炎热。

但现在这些房子没有一栋是完整的。有的被炮弹掀掉了屋顶，有的墙壁上开着大洞，露出里面的家具残骸，像是一个个被开膛破肚的尸体。教堂的钟楼塌了一半，原本竖着十字架的地方现在只剩下一根弯曲的铁条，在风里出呜呜的声音。

街道上到处都是从马德里前线撤下来的伤兵。他们躺在担架上，躺在门板上，躺在路边的石阶上，有的身下垫着一条血迹斑斑的毯子，有的什么都没有，就这么直接躺在冰冷的碎石地上。

有的人在大声喊疼，那声音像是从喉咙深处被硬生生扯出来的，带着一种让人头皮麻的绝望。有的人一声不吭，但那不是因为不疼，而是因为已经疼得没有力气喊了。

空气里弥漫着碘酒的气味，刺鼻，辛辣，混着血腥味和从临时厨房里飘出来的煮土豆的味道，形成了一种奇特的、让人胃里翻腾的混合气味。

王汉彰站在镇口，深吸了一口气，让这种气味充满他的肺。他没有皱眉头，也没有捂鼻子。这种气味他太熟悉了。战争的气味。

一个戴着头巾的女人从他身边匆匆走过，手里端着一盆血水，盆沿上搭着一条染红的绷带。她看了王汉彰一眼，那眼神没有任何好奇，只有一种见惯了陌生面孔的麻木。在这个地方，每天都有新面孔出现，每天也都有旧面孔消失。

蒂埃里带着他穿过了两条街，找到了输血队的驻地。输血队的驻地在镇子北边一座被部分炸毁的学校里。校舍的墙壁上刷着一个巨大的红十字，但那红色在灰蒙蒙的暮光里看起来不太像红色，更像是一种干涸的血迹。几辆涂着同样红十字标志的卡车停在操场上，车身上满是弹痕和泥土，挡风玻璃上还有几个弹孔，裂纹像蜘蛛网一样从弹孔边缘向四周扩散。

诺尔曼医生站在一间临时改成手术室的教室门口。门口挂着一块沾满血污的白布帘，布帘后面透出昏黄的灯光，还有金属器械碰撞的清脆声响。

诺尔曼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加拿大人，个子很高，瘦得像一根竹竿，穿着一件白大褂，但白大褂上全是血，袖子上的血已经变成了暗红色，结成了硬块。

他的脸上棱角分明，颧骨很高，眼窝深陷，下巴上有一道浅浅的疤痕，不知道是手术刀划的还是别的什么东西留下的。他的头是灰褐色的，有点卷，乱糟糟地堆在头顶上，看上去至少三四天没洗过了。

但他的眼神非常锐利。那种锐利不是军人式的锐利，而是医生式的锐利。他看你的时候，好像不是在看你这个人，而是在透过你的皮肤看你的血管、你的骨骼、你的内脏。这种目光让人有些不舒服，但王汉彰没有移开眼睛。

诺尔曼的背景，王汉彰在来的路上听蒂埃里简单提过几句，但蒂埃里不是一个好的讲述者，他只说了些最基本的。加拿大人，胸外科医生，来西班牙之前在美国底特律一家大医院工作，薪水优厚，前途无量，住着带花园的房子，开着崭新的福特轿车。

一九三六年西班牙内战一爆，这个人就辞掉了工作，卖掉了房子，丢下了所有的一切，带着一套手术器械和几箱血浆来了西班牙。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法西斯正在杀人，而我会救人。这不需要更多的理由。”

但事实上，蒂埃里没有告诉王汉彰的是，诺尔曼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只用了不到一个晚上的时间。那天晚上他坐在底特律家中的书房里，面前摊着一张报纸，报纸的头版是一张西班牙内战的照片——一个孩子在轰炸后的废墟里哭泣，孩子的母亲躺在旁边，身上盖着一块白布，白布下面渗出了暗红色的血。

诺尔曼盯着那张照片看了整整两个小时，然后站起来，对他的妻子说了一句话：“如果我继续在这里过我的好日子，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

第二天早上，他开始打包行李。这件事是后来王汉彰从输血队的老护士那里听来的，那个叫埃琳娜的法国护士说起这件事的时候，眼睛里闪着一种复杂的光。她说：“诺尔曼医生不是来找死的，他是来找死的对立面的。他想证明，在死神的镰刀下面，人的手还有力量抢回一些东西。”

诺尔曼注意到蒂埃里带来的这个陌生人，皱了皱眉。他上下打量了王汉彰一眼，那个打量的过程很快，但很仔细，从头到脚，从脚到头，最后停在他的脸上。

“这就是你说的司机？”

诺尔曼问蒂埃里。他说英语，带着浓重的加拿大口音，每个词的音都像是被压扁了似的，但吐字很清楚。

“对。他叫雅克，法国人，会开车。”

蒂埃里说。

诺尔曼走到王汉彰面前。他比王汉彰高出半个头，站得很近，近到王汉彰能看到他白大褂领口上的一小块血迹。他盯着王汉彰的眼睛看了几秒钟，那目光直接而坦率，没有任何拐弯抹角的意思。然后他伸出了手。王汉彰犹豫了不到半秒，握住了那只手。诺尔曼的手和粗糙的外表截然不同——手指细长，皮肤柔软，关节灵活，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这是一双做手术的手。

“你会开卡车吗？”

诺尔曼问。

“会。”

王汉彰说。

“你怕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