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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章 宣德禁海的真相（第1页）

这一日，内阁压下了“襄王就藩”

的奏本，也暂时稳住了“恢复银石引”

的争论。

但三杨都清楚，这只是权宜之计。

夏原吉代表的“亲赵派”

，背后是沿海商人的利益与永乐旧臣的坚守，甚至可能是东洲朱高燧派出密探在暗中推波助澜。

而他们代表的是维护皇权至上的“保皇党”

，即代表传统士大夫阶层的利益。

为什么说维护皇权，才能保障他们的利益？

因为他们是内阁侍臣，而内阁此时的权力来自于皇帝信重，并非朝廷制度！

眼下是宣德初年，远不是历史上明朝中后期士大夫与皇权博弈加剧的时期，如谏议、抗议、反对南巡、大礼议等事件。

宋朝的士大夫享有较高政治地位，与皇权形成“共治天下”

的合作关系，皇帝虽掌握最高权力，但需依赖士大夫治理国家，双方类似“合伙人”

。

相比之下，明朝初期士大夫地位较低，被视为皇帝的“管家”

，朱元璋废除中书省和丞相制度后，直接掌控六部，削弱了文官阶层的集体权力，士大夫更多扮演执行者角色，缺乏独立议政权。?

然而，随着内阁制度在永乐年间逐渐兴起，士大夫阶层慢慢获得了在体制上的机遇，以内阁侍臣为首的他们通过参与决策和行政，开始恢复部分话语权，在宣德年间形成了与皇权共生的状态。

之所以说宣德年间内阁权力与皇权共生，是因为这一时期内阁通过制度设计与皇权形成了紧密协作关系。

首先是内阁官阶的提升及授予实权。

洪熙元年，朱高炽因杨士奇、杨荣等为东宫旧臣，升杨士奇为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杨荣为太常卿兼谨身殿大学士，之后杨士奇、杨荣等人均兼有尚书职位，虽然身居内阁，其头衔均以尚书为尊。

自此，内阁权力加重，逐渐受到重视。

朱瞻基继位后，为了强化内阁职能，赋予内阁大学士“六部尚书”

头衔，使其官阶升至正二品，跻身朝廷重臣行列。

此举使内阁大臣既掌握内阁职权，又拥有部分六部实权。

不仅如此，内阁的票拟范围从奏章摘要扩展至国家政策建议，成为皇帝决策的重要参考，比如朱瞻基常让内阁大学士参与机务，蹇义、夏原吉等重臣与内阁共同议行章奏。

其次是皇权对内阁变得依赖?。

朱瞻基设立“批红”

制度，允许太监代皇帝批复内阁票拟，但内阁票拟是太监批红的前提。这种设计既避免了宦官专权，又强化了内阁与皇权的共生关系。

全国大大小小的奏章，甚至老百姓给皇帝提出的建议，都由通政使司汇总，司礼监呈报皇帝过目，再交到内阁，内阁负责草拟处理意见，再由司礼监把意见呈报皇上批准，最后由六科校对下发。

朱瞻基通过提升内阁地位，缓解了皇权独断政务的压力。

尽管内阁权力扩大，但皇帝始终掌握最终决策权，朱瞻基曾因内阁票拟与己意不符而驳回。

所以，在这样的政治权力状态下，以内阁为代表的传统士大夫阶层开始迅速抬头。

比如，士大夫阶层凭借部分免税免役特权，通过土地兼并积累巨额财富，成为地方精英，控制乡议，维护国家稳定，同时巩固自身利益，导致绅权在经济领域显着膨胀。

因此，那些反对下西洋、下东洋，支持朱瞻基禁海的许多文官，并不是觉得“永乐开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