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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我三岁初识席字诀（第5页）

想出这个办法的人，后来被提拔为主管猪牛羊等副业的三队长。

他叫刘老实，人如其名，做事踏实，就是脑子转得慢，可这次提出的办法却得到了全队人的认可。

然而，那天张半仙去赶场了——说是去给队里换些草药，由三队长带队。

到了地方，三队长却犯了难：记工分的人没来，自己又不能兼任，这可如何是好？

原来张半仙是向主管生产的二队长请的假，三队长事先并不知情。

按照规定，他自己不能记工分，怕多记少记有失公允；可又不能浪费一个“主要劳动力“来做这件小事，毕竟春耕大忙，多一个人挑粪就能多浇几分地。

无奈之下，三队长只好来请教家父。

家父在生产队中威望极高，堪称无冕之王——队里的大事小情，从修水渠到分口粮，最终都要听听他的意见，不是因为他是“地主“，而是因为他处事公正，又有学问。

队委会的那些头头脑脑，腹中的墨水全是家父这个“大地主“熬夜义务教授的。

二队长认字是父亲教的，会计算账是父亲带的，就连公社来的驻队干部，遇到疑难问题也要找父亲商量。

家父听闻此事，轻松地说道：“叫月平来吧，反正他也没事，就当玩了。“

三队长满脸怀疑：“他能行吗？一个三岁娃娃，连笔都握不稳。“

家父满不在乎地回应：“我教他，最多一分钟就会。“

我猜父亲心里还有句话没说出口：“哪像你们这么笨。“

此前，家父教三队长和他亲家珠算，教了整整三年，三队长的算盘打得一塌糊涂，还不如孩童初学，加法常常算错，所以只能当个三队长，管些不用精细计算的副业。

他亲家也好不到哪去，学了三年才学会加减运算，就成了完全脱产的会计。

一个小队不过两百多人，账目能有多复杂？

无非是记记工分、算算口粮，可他愣是用了五年时间，账都算不清楚，每到年终决算，还得家父义务帮他核算，扒拉着算盘到深夜。

父亲虽从未抱怨，但我能感受到他对知识传承的执着，以及对集体事务的无私奉献。

他常说，知识是照亮黑暗的明灯，只有大家都掌握了知识，村子才能越来越好。

他不仅教大家识字算账，还会给大家讲述一些古老的故事和道理——从“愚公移山“讲到“大禹治水“，从“曾子杀猪“讲到“商鞅立木“，让大家在劳动之余，也能汲取知识的养分，明白做人做事的道理。

那是我第一次用笔在纸上写字。

在此之前，我只会用树枝在地上画，用石笔在石板上划，当父亲把一支削好的铅笔放在我手里时，我能感受到木质笔杆的温润，笔尖的尖锐，还有纸上细腻的纹理，仿佛握住了开启知识大门的钥匙。

记挑数需要写“正“字，每人每完成一挑，就画上一笔，满五挑，便完成一个“正“字，谁挑了多少，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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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计数方式简单直观，连不识字的人都能看懂，是生产队里常用的法子。

那天，我坐在简易的木桌前——那是用两块木板架在石头上搭成的，桌面上还有没刨平的毛刺。

手中握着那支有些粗糙的铅笔，笔杆上还留着前一个使用者的牙印，我却觉得它比任何玩具都珍贵。

我不仅学会了用笔书写这个字，还对其他很多字有了模糊的印象，尤其是那几十位“主要劳动力“的名字——王大力、李铁牛、张桂英......

他们的名字被写在纸上，仿佛也有了生命，在我脑海中跳跃。

一开始，他们每经过一次，就在各自的姓名后面指一下，说“就记在这里“。

当然，没人会故意指错，毕竟这关系到自己的工分，一分工分就能换半两米，谁也不会拿口粮开玩笑。

几趟下来，我便不用他们再指引，已经能分清每个人的名字了——王大力的“力“字最后一笔总是拖得很长，像他挑粪时伸直的胳膊；李铁牛的“牛“字最后一竖带个弯，像他走路时微驼的背。

在这个过程中，我感受到了文字的魅力，以及知识带来的力量——原本需要大人才能完成的工作，我一个三岁孩童也能胜任，这让我充满了自豪。

我看着纸上自己写下的“正“字，虽然歪歪扭扭，笔画有的粗有的细，有的长有的短，却充满了生命力，仿佛在告诉我，一个新的世界即将为我展开——那里有写不完的字，学不尽的知识，还有无数等待探索的奥秘。

我小心翼翼地握着笔，每一笔都充满了认真和期待，仿佛在书写自己的未来——我想象着自己长大后，能像父亲一样，用文字记录历史，用知识改变生活，用智慧守护家园。

上午11点，休息时分，阳光变得炽热起来，晒得石板发烫，父亲走到我身边，他的身影笼罩着我，带来一种安心的感觉，像夏日里的一片树荫。

父亲耐心地给我讲解这个字的含义。

他没有直接说“正“就是端正，而是先问我：“你看这些挑粪的人，谁最累？“

我指着王大力说：“他挑得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