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福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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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7章 粘贴纸盒（第1页）

他的父亲，曾是长沙纺织厂小有名气的小股东，手底下管着十几号工人，家里虽不算大富大贵，却也能让妻儿衣食无忧。

可六年前那场风波一来，“资产阶级残余”

的帽子狠狠扣在父亲头上，没等家人反应过来，就被发配到了岳阳君山农场，说是要“洗心革面”

接受劳动改造。

起初父亲还能断断续续寄回几封信，字里行间满是对家里的牵挂，可后来信越来越少，最近半年更是彻底没了音讯，像是被那片农场的芦苇荡彻底吞没，只留下廖东和母亲在城里日夜牵挂。

母亲本就身子弱，年轻时落下的咳嗽毛病一到阴雨天就犯。父亲被带走后，家里的顶梁柱塌了，母亲硬是咬着牙撑起这个家。

她在老家巷尾的小作坊里找了份粘贴纸盒的活计，每天天不亮就出门，深夜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来。作坊里光线昏暗，胶水味呛得人难受，母亲的手指常年泡在浆糊里，变得粗糙开裂，冬天更是冻得通红，可她从不敢歇一天——一盒纸盒才赚几分钱，要攒够母子俩的口粮，只能没日没夜地粘。

最让廖东揪心的，是街道革委会干部上门“谈话”

的日子。那些人每次来，都带着严肃的神情，坐在家里唯一的方桌旁，问东问西，语气里满是审视。

母亲总是站在一旁，双手紧张地绞着衣角，眼神里藏不住的惊恐和无助，像受惊的小鹿，连说话都带着颤音。每次干部走后，母亲都会偷偷抹眼泪，咳嗽也会加重好几天。

廖东心里比谁都清楚，他不能再惹出任何麻烦，如果因为“对抗上山下乡”

被抓，那些“革命小将”

和“积极分子”

绝不会手下留情，说不定还会拿父亲的事做文章，彻底摧毁父母仅存的生存空间。这种风险，他不敢冒，更不能赌。

廖东坐在床边，近乎麻木地往旧帆布包里塞东西。那帆布包跟着他三年，边角都磨破了，上面还沾着当年下乡时的泥点。他先放进几件洗得发白的汗衫，领口和袖口都磨出了毛边，有的地方还打了小补丁，是母亲之前缝补的。

接着是一条蓝布裤子，膝盖和臀部都补了好几层布，颜色深浅不一，像块丑陋的勋章，记录着他在山里劳作的日子。

最后，他从枕头下摸出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书页已经卷曲发黄，封皮也快脱落了，书脊处用线重新缝过——这是他下乡时唯一带的课外书，无数个孤寂的夜晚，他就着煤油灯的微光读这本书，保尔?柯察金的故事像一束光，支撑着他熬过那些艰难的日子。

就在他把书塞进包里时，一张照片从泛黄的书页间滑落，轻飘飘地落在脚边。廖东心里一紧，连忙弯腰拾起，手指因为激动微微颤抖。照片已经有些泛黄，边缘也磨损了，可上面的人影依然清晰。

那是1964年夏天，他即将第一次下乡的前几天，一家人特意去岳麓山爱晚亭拍的全家福。

照片里，父亲穿着体面的长衫，头发梳得整齐，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只是眉宇间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愁绪；母亲站在父亲身边，穿着碎花衬衣，温婉地笑着，手轻轻搭在妹妹的肩上；而妹妹廖敏，那年才14岁，扎着两根乌黑油亮的麻花辫，辫子上还系着红色的蝴蝶结，她紧紧依偎在母亲身边，对着镜头笑得格外灿烂，眼里满是天真，像一朵迎着太阳绽放的向日葵，对未来充满了憧憬。

看着照片，廖东的心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疼得几乎无法呼吸。他想起前几个月，自己还分别给农场的父亲和城里的母亲写了信，信里全是报平安的话，说自己在城里一切都好，让他们别担心。其实他心里清楚，城里的日子也不好过，可他不想再让家人为他操心。

今天白天，他又写了一封信，特意让妹妹廖敏去邮局寄给父亲。信里他隐晦地提到了即将重返江永的事，字里行间满是无奈，却还是强装乐观，安慰父亲自己能扛过去。

回想这三年多的日子，从一开始满怀热血，觉得自己能在农村干出一番事业，到后来被现实狠狠打击——每天起早贪黑劳作，却连饭都吃不饱，还得忍受旁人的歧视，再到一次次挣扎却又一次次幻灭，强烈的憋屈感堵在胸口，几乎让他窒息。

廖东想起和自己一起下乡的知青们，他们大多和他一样，是被时代洪流卷到江永的长沙青年。从小接受革命理想主义教育，让他们养成了老实、驯服的性子，再加上很多人出身和他一样有“污点”

，心里都带着一种沉重的“原罪感”

。

他们总觉得自己需要通过艰苦的体力劳动和思想改造来“赎罪”

，盼着有一天能被“宽恕”

，获得新生。当初下乡时，不少人都怀着改造自我、建设农村的朴实愿望，哪怕在山里吃尽了苦，也没彻底放弃过希望。

他们心怀沉重的原罪，却从未彻底消沉，哪怕累得直不起腰，也会在晚上偷偷读几页书；被放逐到偏远的山区，远离家乡和亲人，却很少怨天尤人，反而会互相鼓励；身处最贫瘠闭塞的地方，连基本的生活都成问题，可胸腔里依然藏着对知识的渴望、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还有对未来的微弱期待。

廖东知道，这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心态，更是当时下放到江永县那几千名长沙知青的缩影——他们像在石缝里生长的小草，再艰难也想活下去。

可突如其来的第二次下乡运动，像一场暴风雨，彻底破灭了他们的理想。廖东想起自己上次能回城，还是因为去年夏天山里下大雨，引发了山洪，村里的麦子眼看就要烂在地里。

当时部队派了子弟兵来帮忙，他跟着一起在山里穿行，帮着收割麦子，足足忙了半个月。后来部队的干部看他踏实能干，又听说他是长沙知青，才帮忙联系了卡车，让他跟着一起回了城。本以为能多待一阵，没想到才三个月，就又要被送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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