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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姆大街的钟表店在下午三时准时敲响。
不是一座钟,是十七座。
布谷鸟钟、报时塔钟、音乐盒钟、天文钟——
每一座都以自己的方式宣告同一个时刻,声音在狭窄的鹅卵石街道上交织成一片混乱而精确的和鸣。
橱窗里的金质怀表在午后阳光下闪烁,表盘上的罗马数字被擦得一尘不染。
伯尔尼已经七百年没有经历过战争。
这座城市太老了,老到忘记了恐惧是什么颜色。
喷泉里的清泉依然流淌,熊苑里的棕熊依然在午后慵懒地打盹。
联邦议会大厦的绿色穹顶在阿尔卑斯山的背景下显得庄重遥远。
下午三时零七分,一辆没有标识的黑色马车停在议会大厦侧门。
格里·克里夫兰走下马车时,左膝的旧伤让他踉跄了一下,1888年白宫楼梯上那次摔伤,十八年后还在提醒他,有些伤害不会随着时间痊愈。
六十九岁的前总统抬头看了一眼瑞士的天空。
蓝,太蓝了。
蓝得像俄亥俄州他童年记忆里的夏日,蓝得像1893年他第二次就职典礼那天华盛顿的天空。
那是十三年前。
那时没有人相信,有朝一日他会以战败国密使的身份,来到一个七百年没有战争的国家,请求与一个他从未真正理解过的东方强权谈判。
“克里夫兰先生,”
瑞士礼宾官的声音把他拉回现实,“华夏联邦代表已经在二号会谈室等候。”
克里夫兰点点头。
他整理了一下深灰色常礼服的领结,这是在巴黎定制的最后一件礼服,1896年卸任后去欧洲旅行时做的,十年来只穿过三次。
袖口有些磨损了,妻子说要帮他缝补,他说不用。
也许不需要了。
二号会谈室,房间不大,三十平方米,一张橡木长桌,六把洛可可风格的扶手椅,墙上挂着一幅18世纪的瑞士地图。
窗户正对着熊苑,可以看见棕熊在围栏里缓慢地踱步,偶尔抬起头,用黑亮的小眼睛望向窗内。
林承志已经在等了。
他比克里夫兰记忆中瘦了很多,上一次见面是19oo年巴黎世博会,那时林承志还是“神秘的东方亿万富翁”
,在共济会东方支部的秘密聚会上与克里夫兰有过一面之缘。
“克里夫兰先生,”
林承志用英语开口,“请坐。”
克里夫兰落座时,左膝又疼了一下。
他没有表现出来,六十九年的生命中,他学会了隐藏疼痛,政治的、身体的、内心的,都一样。
“执政官阁下,”
他开门见山,“罗斯福总统授权我向您传达和平意愿。”
林承志没有回应。
他只是看着克里夫兰。
“罗斯福总统愿意就太平洋问题进行谈判,”
克里夫兰继续陈述,“但有一个前提条件:华夏联邦太平洋舰队必须先撤离夏威夷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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