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福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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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2章 稚嫩的理想主义（第2页）

一些原本低垂的头抬了起来，目光里多了些思索。

“其次是组织的准备，找到把分散力量拧成一股绳的方法。”

“荷兰人明了东印度公司的股份制。阿姆斯特丹的一个面包师、哈勒姆的一个纺织工，都可以用自己积攒的几十个荷兰盾购买股票，成为远征船队的‘股东’。这不仅仅是钱的集合，更是一种把全社会对财富和远方的渴望，组织起来去完成任何个人都无法想象的宏大目标的崭新模式。它需要精密的章程、透明的账目、对风险和收益的分配规则。”

她的声音里带上了一点激动的颤音：“我们的‘星河计划’！长光所、半导体所、北大、清华、哈工大、武水院……天南地北的单位，不同领域的专家，还有像在座各位这样从全国各地抽调而来的骨干。我们被组织在一起，目标是在一片空白上，建起第一条中国集成电路的生产线。我们面临的协作复杂程度，难道会比协调一支十七世纪跨洋贸易船队更低吗？我们需要的，或许也是一种越传统单位界限的、全新的‘组织章程’和‘协作契约’，让我们不仅能‘搭伙’，更能真正‘同心’。”

陈光远听到这里，身体微微前倾，手指无意识地在膝盖上划动着，仿佛在思考某个技术接口协议。

“最后是规则与信念的准备，相信‘规矩’比‘蛮力’更能走远。”

“英国后来能逐渐取代荷兰，成为新的海洋霸主，原因很多。但《航海条例》的颁布、对专利制度的坚持、对契约精神的逐渐尊重，是基石之一。他们开始明白，保护一个明家的权益，最终能让整个国家工业受益；维护海上贸易的规则，比海盗式的劫掠更能带来持久繁荣。这是一种对‘长期收益’和‘系统可靠性’的信仰。”

她看向台下，语气诚恳：“各位老师，我读历史时就在想，我们今天强调的政治纪律、保密条例、工艺规范、安全规程，是不是也是在建立这样一套‘航海条例’？它可能暂时让人觉得束缚，觉得繁琐，就像当年那些习惯了自由劫掠的私掠船长讨厌《航海条例》一样。但历史似乎告诉我们，唯有建立起这样一套被大多数人认同并遵守的‘规则’，一个庞大、复杂、高风险的事业，才能避免因内部的混乱和短视而崩溃，才能航行得更稳、更远。”

丘岩的笔尖在笔记本上停顿了一下，然后继续记录。

“所以，”

娄晓娥做了一个收束的手势，“尽管第一册里没有我们熟悉的烟囱和机床，但我看到的，是人类在面对巨大未知和挑战时，一些共通的、笨拙却又至关重要的努力。系统性地求知、创造性地组织、坚定地立规。”

“五百年前的探险家们，面对的是狂风巨浪和地图边缘标注的‘此处有龙’；我们今天面对的，是微观尺度上难以捉摸的‘工艺幽灵’和国际上严密的技术封锁。他们依靠帆船、罗盘和星图，我们依靠的是大家的智慧、双手和心中那份不甘人后的志气。历史的航道从未重复，但驱动航船破浪前行的某些精神内核，或许一直都在。”

她最后深吸一口气：“《大国崛起》后续，会写到工业革命，写到科技竞争。但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我们今天在这个礼堂里所讨论的，在座各位在‘星河计划’中每一天所实践的，或许就是未来历史学家笔下，关于新中国如何在电子时代真正‘崛起’的、最激动人心的……序章。”

她鞠躬，礼堂里安静了一两秒，随即掌声响起。

不算热烈，但很扎实。

许多人脸上不再是淡漠或审视，而是陷入思考的神情。

提问环节。

丘岩第一个举手，他的问题非常直接：“娄晓娥同志，你提到‘规则’的重要性，并类比我们的纪律和规范。这是对的。但历史也显示，过于僵化的规则会扼杀活力。荷兰东印度公司后期就因官僚化而衰落。你认为，在我们现行的体制下，如何在‘集中统一’和‘激创新活力’之间找到平衡？具体到63o5厂建设，该如何做？”

问题很尖锐。

娄晓娥明显紧张了，她下意识地抿了抿嘴唇，看向台下时目光有些游离。

“丘书记，您这个问题很大。”

她老实承认，“我读到的后期资料也提到了公司的僵化。我想，也许关键在于，规则的核心目的是为了‘抵达彼岸’，而不是为了‘规则’本身。”

她努力组织语言：“比如，航海条例规定商船必须走固定航线以方便保护和征税，这保证了基本秩序。但如果有一天，一个船长在规避风暴时偶然现了一条更安全快捷的新航线，规则是否应该留有空间，去奖励和吸纳这个‘意外现’，而不是惩罚他偏离了既定航线？”

她越说越慢，边思考边说：“具体到我们，纪律和规范是我们的‘固定航线’，保证队伍不散、方向不偏。但或许我们还需要一个很小的、被允许的‘偏离与现’机制？比如，在严格的工艺纪律之外，能否有一个技术记录本，专门记录那些在攻关中偶然出现的、与当前任务目标不符但很有趣的‘异常现象’或‘突奇想’？哪怕暂时没用，也先存起来。这算不算在统一航向中，保留一点对‘意外新大陆’的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