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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6章 牵一发而动全身9（第1页）

王国伦将何大狗送来的胶卷交由田市长冲洗出来，以最快速度派人送往驻守在重庆的刘鹗手中。

刘鹗已经跟《大公报》笔政王芸生讲好，照片一到马上见报；让战时首都重庆的人民都知道，精忠报国的大后方中将总都督关锦璘被军统羁押；罪名是勾结共党图谋不轨。

当刘鹗讲到关锦璘被军统羁押的罪名是“勾结共党图谋不轨”

这句话时，王芸生慎重其事地考虑半天嘿嘿笑道：“刘兄是刘湘将军的公子，忧国忧民大义凛然；王某佩服，可‘勾结共党图谋不轨’一句芒峰毕露，不宜见报！”

刘鹗凝视着王芸生不明事理，王芸生振振有词道：“《大公报》尽管是眼下的报界之王，但还是要讲究斗争策略；尽量不要得罪领袖！”

刘鹗似乎明白王芸生的意思没有说话，可神情王芸生理解；王芸生呵呵笑道：“抗日战争以来，国共两党以民族大义为重联合抗日；但蒋委员长对囚禁自己的西安事变一直是隐忍不发，原因再明显不过——仇视！”

扬扬手臂道：“西安事变是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国军将领发动的，但委员长一直认为幕后操手是共产党；而共产党对国民党积怨也是太深，远去的198年四一二屠杀我们不提；就196年的西安事变来讲，国共两党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协定，可在197年，马步芳的部队还在河西走廊残杀了万8名西路红军！”

刘鹗嘘叹一声：“国共两党积怨太深这是不争的事实，可现在毕竟是共同联合抗日的时期；军统羁押共产党就有点以大欺小，以强欺弱；抢到土匪作风了！”

王芸生讪笑一声：“刘兄肝胆相照，铮铮铁骨芸生敬佩；但报纸跟行军打仗一样也得讲究个战略！”

清清嗓子道：“就眼下而言，国民党是执政党；委员长**坐大的思想十分严重，羁押共产党只是小儿科；屠杀才是大手术！”

一顿，振振有词道：“刘兄忘了皖南事变？刚刚发生时间不长啊！”

不等刘鹗回答，又道：“卑职作为一份民间报纸的发言人，要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才有独立的发言权，才有资格说真话；对国民党才能嬉笑怒骂，同时，待国共双方都必须一样，是我一贯的原则！”

一笑，道：“关将军是不是有点幼稚！李继刚被羁押自有解决办法，他自己一个中将将军亲自闯入牢房劫狱太盲目！”

刘鹗一怔，婉言道：“王总编忘了关将军赶来重庆怒砸星临轩餐馆的事，那次关将军赶来重庆就是求委员长高抬贵手放过李继刚；但委员长态度暧昧一提起共产党仿佛挖了自家祖坟，关将军有路遇不平拔刀相助的侠客遗风；不能看着自己的战友被莫须有的罪名活活整死，才出马营救的！”

刘鹗极力为关锦璘辩解，刘鹗尽管认为关锦璘的行动有点鲁莽，可是从侠义角度讲，关锦璘是完美无缺的英雄。

刘鹗当然也理解王芸生的处境，蒋委员长口口声声讲新闻要自由，可毕竟只是说说而已：新闻能自由吗？**专制的国家执政党会让新闻自由？做梦去吧！

王芸生在这样的环境下办报纸为人民大众鼓与呼，不比拎着脑袋上前线跟日寇搏杀安全。

王芸生是张季鸾故去后《大公报》的继任人，王芸生不是共产党也非国民党。

他以无党派报人的身份在国共两党对决的夹缝中始终坚持独立的立场，不仅不断地批评当权的国民党，也没有放弃对革命的共产党的批评。

王芸生笔峰触及中国社会的任何一个角落，只要是关乎国家、社会和人民，他都尽可能以独立的态度、理性的分析来发表见解。

在报纸独立与自由精神的思索与实践方面，王芸生上承张季鸾的独立精神；并在对自由主义的认识上看得更远。

王芸生表示：我们建议政府先做一件事就是：取消新闻检查，开放言论自由；有新闻检查，就没有言论出版自由；新闻检查的后果是领袖神圣化，只闻谀词，身入云端；政府一切好，绝对无错。在政府的文告里永远责备人民，而不自检；于是久而久之陷于腐化无能而不自知，以至于否定民主，远离人民。

王芸生十分注重新闻的客观与真实性原则，以及报刊的舆论功能。

他在燕京大学新闻系发表《新闻事业与国难》的演讲中说，新闻“第一要平常化。不矜奇，不立异，老老实实，平平常常，一切循平常轨道而行，直接养成坚实的舆论，间接促进社会坚实的风气。”

抗战期间，王芸生依照此原则写的很多抗日报道，使《大公报》的影响和声誉达到了顶峰。

《大公报》在重庆、桂林、香港三地同时发行，后来又在上海、天津、重庆、香港四地同时出版，总销售量达0万份，为当时各报之冠。

王芸生坚持“文人论政”

思想，在近代民营报业史上是一种显而易见的特点。

《大公报》将王韬、梁启超等人开创的“文人论政”

传统推向顶峰，关心政治，畅言国事，将民营报纸引导舆论、监督舆论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将中国“文人论政”

推向成熟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