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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千零二章 认知难以改变（第1页）

一众人等除了阿佛洛狄忒，基本上都没来过全能之城，所以到底该怎么走，还得看阿佛洛狄忒。不过有一点他们可能高估了阿佛洛狄忒，阿佛洛狄忒虽然多次来过全能之城，甚至也住过不短的时间，可你要说对这座城市有多熟悉，还真高看她了。

要说熟悉，全能之城的上层阿佛洛狄忒搞不好还多少知道一点。

可这里是全能之城下城。

神灵是不会来这里的，这里只有那些低端体力劳动者才会来的地方。神灵没事来这里干嘛？要说很早很早以前，其实还会有神灵来这里，那时候神灵们都还没有没有堕落。

一个组织在刚刚成立的时候，都会显得生机勃勃，每一个人都好像有着使不完的力气。

一个组织，最开始成立的时候是有很明确目的的，创始人也都是志同道合的伙伴，大家的目标一致，是目标驱动型的。那时候，个人的得失反而不怎么重要，大家都闷着头想要搞好组织。

万神殿一开始也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的，那时候的神灵和凡人信徒的接触很多，哪怕是全能之城的体力劳动者也会时常见到神灵。甚至有些神灵还会主动来到他们之间，传播他们的福音。

但随着万神殿的规模越来越多，统治的世界也越来越多，事情变的不一样了。

由于组织越来越大，房子越建越高，领导层远离了地面。这必然导致领导层会越来越不了解基层，长期之后，领导层的决策会变得空中楼阁。按道理，领导们是有智慧的，特别是高层领导，但是被底层干部蒙蔽，高层领导的智慧都无法发挥出来。剩下都是智慧较差的人在带领组织，结果可想而知。

面对这种情况，最正确的做法就是领导亲自下基层。而现实是高层领导把有智慧的基层员工提升到高层领导岗位，这样虽然能让高层领导了解到基层的情况，可是会造成高层领导岗位人满为患的情况。

但可惜，神灵在得到了更多的信仰之后，他们似乎忘记了自己脚底下还有着一群基层了。

在领导层失去对基层了解的基础上，如果领导们还在长期指挥具体基层业务，那结果就更惨了。

大家都知道滥竽充数的故事吧。能第一时间发现滥竽充数的人，必定是靠近之人。因为言论不自由，所以附近的人都没有揭发他，直到领导亲自考核了才发现。滥竽充数的危害可以很大很大，大到一个组织灭亡。反过来，思考错在哪里呢？必然是言论自由。言论必须自由，不管是实名的还是匿名的，总之必须自由，任何打压言论自由的力量，都会产生一个使得组织老去的作用力。

这在全能之城简直是必然的。

神灵……哪有让凡人说话的份？

所以现在的全能之城彻底的蜕变成了神灵的天堂。

凡人？

凡人在此微不足道，没人关心，也没人在意。

所以这全能之城下城，彻底变为了原始法则横行之地。

这等污秽之所，神灵自然不会履足。

阿佛洛狄忒对下城完全一无所知！

“那怎么办？”

托尔好容易安抚好了自己的小女友，刚刚凯那一句“这种话听听就好，他们都是骗子！”

可把墨利诺厄气的够呛，非常想要和凯理论一下。

就和很多公知一样，被人怼的鼻青脸肿了，可依然还是咬定青山不放松，就是死鸭子嘴硬！

因为大部分公知并不是多“坏”

，而只是“蠢”

。不否认肯定有一部分公知是收钱办事带节奏，给西方文化宣传，试图从思想上瓦解中国。但如果你真的觉得那一大批发表在你眼里“不爱国“的言论的人全部是一群收了西方钱的汉奸国贼，那说明你根本没有了解过你眼里的所谓“公知”

群体，没有去试图分析过他们所经历过的事情和时代背景，而是单纯被某些拿极端化言论博人眼球的人带了节奏。

公知大部分都是文科学者，但有人注意过这个群体更加高度集中的特点吗？这群人的年龄绝大部分在40到60岁期间，并且普遍有大学以上的学历。算一算他们上学的时候，那是什么时代？没错就是80年代后到20世纪初，改革开放的初期。那段时间刚好是wg结束，中国开始改革开放，落后的中国开始接触外界、高速发展的时代。而那个时代高速发展、迅速接轨世界所带来的最严重的三个直接问题，恰恰是催生这群所谓“公知”

的根源所在：原本较为封闭的落后社会与较发达世界猛然接触带来的反差感，社会高速发展带来的相对不公平和各种社会问题，以及思想一下子开放带来的思想过度自由。

而这三点恰恰能很好地解释“公知”

群体高度信任西方优越而中国存在严重问题的现象：反差感给了他们支持“西优中劣论”

的直接感官和主观推动力；社会相对不公平对他们的人生经历产生了直接影响，给了他们客观推动力；思想过度自由给他们并不客观理性的观点生根发芽提供了客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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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个时代的年轻人为什么会普遍拥有较强的国家认同感和爱国情怀？最核心的原因其实是我们成长和认识世界的这个年代恰恰是改革开放进入相对稳定时期，其红利开始不断出现，社会高速发展的时期，而我们是其中的直接受益者。在我们成长的这个年代，中国终于逐步赶上世界发展水平，经济和民生水平稳步提高，互联网、智能手机等产品开始发展，社会不公平、腐败、官僚主义等问题被一定程度上控制，中国社会问题开始减轻，我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提升，而受到的不公平待遇降低，反倒是西方遭遇了08年经济危机、20年新冠病毒等一系列问题，所以以我们能直接感受到的更多是中国体制的优越。

但在所谓“公知”

这群人开始看世界、逐步成长并形成他们的价值观、世界观和思想的时候，很多事情却恰恰相反：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其直接收益并不明显，尚未能反馈到社会和个人；相反，社会猛然开放和体制变化带来的动荡和不公平却直接给了这群年轻的“中高端人才”

的人生发展当头一棒。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所以在成长和认识问题的过程中，他们忽视了中国的发展反馈到社会层面需要时间以及改革开放必定要经历一个不那么愉快的起步期这两个客观规律，错误地把中国在改革开放起步期出现的问题简单归结于中国的“体制问题”

和“中国人、中国社会的劣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