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福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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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4章（第1页）

憋着火气不代表他们什麽都干不了，一时间中书省弹劾范仲淹等人的奏疏堆成山。

夏竦夏英公直接去仁宗皇帝面前告状说范文正公等人结党营私，新党权势太大，韩琦、富弼等人掌握军权，西北前线的尹沫、狄青等人战功赫赫，欧阳修、余靖、蔡襄等人在谏院能督察百官，范仲淹本人更是不得了，官员的任免乃至升迁贬谪他都能管。

大权已经被新党把持，范仲淹他们看谁不顺眼就能随意罗织罪名弹劾罢黜，看上哪个职位都能把人弄下去换上他们自己的人，官家真的放心让他们继续一手遮天？

夏英公说的很吓人，不过当时新政刚推行没多久，仁宗皇帝信得过新党臣子的人品，并没有因为那些弹劾而停止新政，只是信得过是真，心里打鼓也是真。

仁宗皇帝的脾气大家夥儿都清楚，说好听点是从谏如流，说难听点就是耳根子软，明面上看着没有将夏英公的弹劾放在心上，私底下却还是拐弯抹角的询问，只要范仲淹否认他就能当这事儿没发生过。

范文正公知道仁宗皇帝在担心什麽，但是却没有和仁宗皇帝想的那样否认结党，而是直接承认了这件事。

皇帝优柔寡断，与其一直否认，不如让皇帝觉得朋党并不都是党同伐异不问是非的存在。

汉末的党锢之争和晚唐的牛李党争的确都危害朝廷，但是朋党也有正邪之分，不是所有的朋党都会危害朝廷，君子之间结党是为了家国社稷，和那些一心为私的小人不一样。

不这样解释不行，哪个读书人没有朋友，有朋友就能被扣上朋党的帽子，他早年就因为所谓的朋党被逐出京城，现在正是推行新政的关键时候，说什麽都不能再栽在这上面。

可惜范文正公还是高估了仁宗皇帝对他的信任，仁宗皇帝觉得从来没有什麽君子党，只要结党就肯定对朝廷没好处。

看晚唐时的牛李党争就知道，牛李两党都觉得自个儿是君子对方是小人，结果呢，最後还是把大唐给折腾没了。

那次君臣二人还说了什麽外人不清楚，反正新政没有受到影响，但是欧阳公知道这事儿後很不服，当即给皇帝写了份《朋党论》的奏折为老友打抱不平。

小人无朋，君子有党，君子行事遵行忠信爱惜名节，说要齐心协力干什麽就一定会有始有终，小人能这样吗？

周朝时君子结党醉兴盛，而周有国祚八百年，可见君子结党不厌其多，官家肯定能明白他们的良苦用心。

也不知道仁宗皇帝怎麽想的，上朝的时候把那封奏疏念个文武百官听，这下朝中吵的更厉害了，毕竟谁都不觉得自己是小人。

一石激起千层浪，直接把局面搅和的乱成一锅粥。

大概仁宗皇帝也没想到事态会变成这样，为了让朝臣不再吵架当着文武百官的面说他相信范仲淹欧阳修等人都是一心为国毫无私心的好臣子。

话是这麽说，说完没几天欧阳公就被贬去了地方。

尽管那时候没有用“贬”

这个字眼儿，仁宗皇帝还让他不要因为离京就松懈，在地方上遇到什麽事情要立刻向朝廷上奏，但是明眼人都知道这是被贬出了京城。

新党的势头被削弱，新政的前途也开始不确定。

在京城当官的都不是傻子，仁宗皇帝把新党的主力干将欧阳修逐出京城足以看出他对新党的不满，皇帝对新党不满，那些被新党斥为小人的旧党大臣自然不会什麽都不干。

新政推行不过半年，夏英公便再次出手，这次是拿写《庆历圣德颂》的石介来开刀。

苏景殊两眼无神的看着门口，祸从口出病从口入，古人诚不欺我。

做人不能嘚瑟，做事也不能嘚瑟，不然就可能会栽大跟头。

夏英公宦海沉浮几十年，早年担任枢密副使时被当时的宰相吕夷简逐出京城，之後在地方干了十多年政绩颇丰，但是却直到庆历三年初吕夷简退下去时才又重新位列宰辅。

飘零地方十余载，本以为是苦尽甘来，没想到这次的枢密使才当了三个月就被石介等人指着鼻子骂奸佞小人，之後更因为这事儿被撤职逐出京城，泥菩萨尚有三分火气，他不气炸才怪。

所以说，石先生被他记恨太正常了。

被气疯了的夏英公设了个局，他家里有个能临摹任何人笔迹的小妾萧娘，重点就在这个能临摹任何人的笔迹上。

夏英公截了石先生给富弼富相公的信，让萧娘将信重新抄一遍，将里面的行“伊、周”

之事改成了行“伊、霍”

之事，变了一个字，整封信的意思就都不一样了。

行“伊、周”

之事是希望富相公能成为一代良相，行“伊、霍”

之事完全不一样，那是让富相公废立皇帝好把持朝政，这还能得了？

富相公和石先生肯定不会谋反，架不住仁宗皇帝疑心重，夏英公又让萧娘仿造石先生的笔迹写了封废立诏书让宫里的宦官送到皇帝面前说是在民间不经意间看到的，激的仁宗皇帝立刻派了侍卫去抓人。

虽然派出去的侍卫在抓到人之前就又被冷静下来的仁宗皇帝紧急喊了回去，但是他之後的态度让朝中衆臣都摸不准到底是什麽意思，新党也拿不出证据自证清白，谋反是祸及九族的大罪，一旦被扣到他们身上所有人都玩儿完，就算再不甘心也只能收手。

范文正公离京前往西北边境，富相公去河北防范辽国，余靖余大人出使辽国，早已去了河东的欧阳公之後也被贬去滁州任知州。

哦，除了夏英公做局之外，新党成员自个儿嘴巴不消停也要为新政失败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