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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毅：您的创作在近年受到持续关注，《天台上的父亲》《黄河故事》《风中的母亲》等作品广受好评。这些小说回望父辈，将他们从历史深处打捞出来，塑造出个性鲜明而又不同以往的父亲和母亲形象。其实早在此前，您就在不同作品中塑造了父辈群体，但都不像这次集中而深刻地直面我们的父母。为什么您会再次聚焦“父母故事”

？您说父亲的故事“在心里活了十好几年，甚至有可能更长”

，为什么这样说呢？对于父母故事的讲述给您带来了什么？

邵丽：您说得没错，其实关于父亲母亲，我过去的作品里多有涉及，但因为我并没有把更多的精力集中在他们身上，因此他们看起来面目模糊，甚至身份有点可疑。但即使现在我写这个父亲，我觉得我越是集中精力写他，反而更看不清他。他像我生活中的父亲一样，是犹疑不定的、谨小慎微的，总是一副随时面对打击的颓丧。时代留在他们身上的痕迹太重了！

对于一个处在时代夹缝中，正需要父母尤其是父亲温暖的柔弱的儿女，过早地被他带入政治的泥沼，他不该欠我们一个道歉吗？尽管那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但是作为父亲，他对政治的忠诚和依附，的确大于亲情。他不是没有一点责任，一直到他去世，我们的关系也没有真正和解，原因也就是我们都不肯真正原谅对方。

我在小说中叙述过，小的时候因随手划破了一张领袖像而造成的父女关系的疏离，一直没有化解开。但那只是问题的一个侧面，或者是一个很小的切口，真正的溃疡都在里面包着，一直没有真正打开并清理过。

但真正深入父母和子女关系的时候，你会吃惊地发现，现实生活中也不仅仅是我，恰如其分地处理这种关系是一个非常大的社会问题，尤其是父子关系。

但更深层次的问题是，由于中国社会传统的“君臣父子”

结构，父亲成为一种权力的象征，我们对父亲的反叛，仿佛是成长的标志。我们的失败是父亲压制的结果，我们的成功是反抗父亲成功的结果——这可能就是中国式的“弑父情结”

吧！

杨毅：我认为，这三篇关于父母故事的小说，已经不同于你以往的作品，过于关注自我或现实本身，而是一种在现实与想象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心灵上的真实”

，也就是以小说的方式，在历史进程中回望和审视自己的历史和当下，不回避卑微，不回避苦难，不回避内心的纠结。通过对父亲或母亲的塑造，小说带出了那些物质匮乏年代里的人的精神状况，勾勒出人物在时代变幻中的命运，连接起历史与现实的沟壑。您想做到的是什么呢？为历史留下一代人的心灵轨迹，还是为现实召回从未消失的过去？这是您认识时代与自我的方式？

邵丽：说真的，我是想通过对父亲和母亲的塑造走回过去。这是一种最安全，也是最可靠的方式。他们身上的时代特征，也是最好的路标。这样说起来也许不太好理解，但是如果放在更大的范围来看，就容易看清楚了。比如我的姥姥姥爷，不能说他们没有时代特征，但他们的时代特征，和他们的父辈、祖父辈几乎没有区别——老实巴交、心无旁骛、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每天醒来最关心的就是天气，每年最关心的就是收成。而我们的下一代呢？他们关心的是游戏、明星、八卦和时尚。这些东西其实和天气、收成没什么两样，它是中性的，取舍都不关身家性命。但是我的父母呢？他们不是，他们几乎从来不关心天气和收成，也从来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娱乐这回事儿，他们只关心政治气候和风向。在他们一辈子的生活中，没有比政治更大的问题。如果离开报纸和新闻，他们几乎不知道该怎么生活。

所以在这种环境下，你再去述说那些物质匮乏年代里的人的精神状况，就会有很多意外的发现：所谓的匮乏，只是我们现在的看法。他们觉得什么都不缺，吃得饱穿得暖，那种满满的幸福感，一直延续到现在都没变，甚至他们并不觉得现在比那个时代更好。他们会说，那个年代人的思想多简单啊，什么都不想，都快快乐乐的。所以，当一个作家把自己置身在这样一种历史和现实的交叉之中的时候，你才会明白真正的写作到底是为了什么。为历史留下一代人的心灵轨迹也好，为现实召回从未消失的过去也好，是认识时代与自我的方式也好，我觉得这些问题都包括了，但不限于此。当然这样说可能有点大了，毕竟即使我们多次述说自己的父母，到最后你也会觉得你并不认识他们，而且最为悲哀的是，你会失去认识他们的能力。

杨毅：作品里的父亲形象实在令人印象深刻。《天台上的父亲》和《黄河故事》都聚焦父亲形象。《天台上的父亲》中，父亲的死清晰地显示出两代人在生活沟通上的障碍，也有作为文化符号意义上的象征性存在。父亲跳楼“唯一可以解释的理由是，不是跟我们的隔阂，而是他跟这个时代和解不了，他跟自己和解不了”

。父亲的身上背负了太多的历史和时代的枷锁。《黄河故事》中，无论父亲是否自杀，父亲的死显然与母亲的“恨铁不成钢”

脱不开干系。但是，父亲和母亲的“三观不合”

说到底还是源于物质匮乏年代里的生存需求，以致父亲的“贪吃”

成了“一种恶”

。在对父亲形象的塑造中是否蕴含您对历史中的人的认知，以及您对一代人的理解，您对生活和复杂人性的呈现？

邵丽：这两个父亲其实是有着很大的差异的。《天台上的父亲》里的父亲是因为脱离领导岗位以后，有一种失重感，他已经找不到生活的目的和方向。他已经被格式化了，已经不能重新回到社会中，过一种普通人的日子了。所以他除了死，没有任何人或者任何办法可以化解开他心中的忧郁。不过故事如果仅仅如此，也没有什么新奇的。问题是在对待他死的问题上，家人的情绪也发生了质的变化。从母亲一直到孩子们，他们曾经那么热爱过这个父亲，但当他因为“要死”

而把大家拖得筋疲力尽时，会不会有一丝“你怎么还不死”

这样的念头？否则，他怎么可能死得成呢？我觉得这是我暗含的一个主题，就是说，人性是真的不能认真打量的。

而《黄河故事》里的父亲，从来没有走到过他想去的地方，他一生的梦想就是做一个好厨子。但在那种逼仄的环境里，他的梦想看起来既可笑又可怜。他一生唯一的一次绽放，就是当三轮车夫给人送菜的时候，在路边一个小饭店死乞白赖地当了一次大厨。那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饭店做菜，“在父亲的操持下，一时之间只见勺子翻飞，碗盘叮当。平时蔫不拉唧的父亲，好像突然间换了一个人，简直像个音乐演奏家，把各种乐器调拨得如行云流水，荡气回肠”

。所以，他的死看起来更令人伤悲，不管是被母亲所逼还是他忍受不了羞辱，或者更确切说是看不到希望的生活让他灰心。他选择投河而死，他是一个真正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

。

这里面其实也烘托了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如果人们可以自由迁徙，或者像现在这样可以进城打工，父亲的结局无论如何不会这么悲惨。他的几个孩子都走上做餐饮的道路，其实就是一种反衬。即使没有父亲那样的手艺，如果有好的社会环境，依然能够成功。所以父亲之死的责任，正如您所言“说到底还是源于物质匮乏的年代”

，那种对自由的打压所致。

杨毅：在聚焦“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