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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朗达玛灭佛（第1页）

七世纪初，执掌修炼圣地的大尊者携带孔雀王，白象王，白狮王和白马王四大护法神，以及麾下的屠魔猎人，密修者，驭兽师和巫师，训练成的邪魔联军和猛兽联军，协助松赞干布平定了席卷了藏地高原多年的战乱，统一了藏地高原，建立了声势浩大的吐蕃王朝。然而野心勃勃的松赞干布为了独揽皇权，从印度请来了莲花生大师，并不顾皇室贵族成员的反对，大肆打压本土的雍仲本教，烧毁了本教典籍和寺院，摧毁了佛像和无数的法器，勒令僧侣还俗，导致大尊者心灰意懒之下关闭了修炼圣地，并彻底将修炼圣地掩埋在冈仁波齐峰下。

随着四大护法神携带着四大法器远遁他乡之后，印度佛教在藏地高原得到蓬勃的发展，导致印度佛教的信徒越来越多，自然引起了传统雍仲本教和王室贵族成员的不满，他们之间的纷争历时200余年而不息。

赤松德赞，这位吐蕃王朝的伟大君主，除了赫赫武功之外，最令后世教法史料作者津津乐道的便是他的兴佛之举。在他英明统治之下，佛教得以在雪域高原生根发芽，绽放出璀璨的光芒。

为了弘扬佛法，赤松德赞诚邀天竺高僧寂护、莲花生，以及禅宗高僧摩诃衍（大乘和尚）相继入藏传法。他们的到来，为吐蕃大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宗教繁荣。在这三位高僧的共同努力下，佛教在吐蕃逐渐深入人心，成为了民众信仰的支柱。

在吐蕃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桑耶寺应运而生。这座佛、法、僧三宝俱全的寺院，见证了佛教在吐蕃的辉煌。桑耶寺的落成，标志着佛教在吐蕃的传播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此背景下，以拔·赛囊为首的第一批出家僧人（“七试人”

）也应运而生，他们成为了吐蕃佛教史上的重要人物。

那一天，阳光明媚，桑耶寺广场上人声鼎沸。拔·赛囊带领着“七试人”

，在众人的瞩目下，庄重地举行了剃度仪式。他们身着崭新的僧衣，心怀虔诚，顶礼膜拜，开始了修行生涯。

至此，吐蕃王朝的佛教系统在赤松德赞的推动下，完成了结构性建设，形成了一个坚实的僧伽集团。这个集团不仅是宗教信仰的核心，也是文化传承和民族团结的重要力量。在这个过程中，佛教的根系在吐蕃大地上深深扎下，开出了绚丽的花朵。

然而，在赤松德赞兴佛的过程中，苯教势力并未轻易退却，他们进行了顽强的抵抗。苯教作为吐蕃本土的宗教信仰，其影响力深远，与佛教的冲突在所难免。藏文史料《土观宗派源流》中记载了这段历史的细节：“至赤松德赞时，又迎请寂护大师，引起地方的恶神厉鬼等不悦，念青唐拉山神雷击红山宫，亚拉香波山神水淹旁塘，十二丹玛女神对人畜施放瘟疫。”

这些记载虽然带有神话色彩，但反映了佛教传入过程中遭遇的激烈抵抗。

面对苯教的顽强抵抗，赤松德赞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在公元771年（唐代宗大历六年），他颁布了政令，以国家意志的形式驱除苯教，大力弘扬佛教。这一举措正式宣布佛教为国教，标志着佛教在吐蕃的全面胜利。在那一天，赤松德赞站在宫殿之上，向天下宣布了他的决定，场面庄重而威严。他的声音坚定而有力，传遍了整个吐蕃大地，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从此，佛教在吐蕃的地位日益稳固，成为了主导宗教，而苯教的影响力逐渐式微，但仍然在民间保留了一定的信仰基础。

《贤者喜宴》一书记载了赤松德赞对苯教的决绝态度：“（赤松德赞）随即决定不得施行苯教，继而又将苯教书籍悉数投于河中，余者最后均以黑塔压之。”

这一行为象征着佛教在吐蕃的彻底胜利，苯教的遗迹被有意抹去，为佛教的传播扫清了障碍。

与此同时，赤松德赞开始重用信佛的大臣，赐予他们“大金字告身”

，使之位列众臣之首，成为了僧人大相（钵阐布），这一举措极大地提升了佛教在政治上的地位。在经济方面，赤松德赞对僧众给予了极大的优待，下令免除他们的纳税、军役、劳役，并以国家财政的力量供养寺院。

藏文史料《拔协》中对养僧制度有着详细的记载：“给佛教宗师每年青棵七十五克（藏制每克约等于28市斤），衣服九套，上好酥油一千一百两，乘马一匹，纸张四本，墨三锭和足够的食盐。……赐给寺院一百户属民，赐给每位僧人三户属民。”

这些措施确保了僧人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并且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

对于寺院的属民及僧众，官府无权干涉，权力完全授予僧人。吐蕃的寺院和僧人不仅由所属属民供养，政府还提供口粮和生活用品，使得僧人生活无忧，社会地位显赫。

赐给寺院的属民完全由寺院管理，形成了非常稳固的依附关系，这逐渐成为了寺院庄园制的萌芽。而这些属民则成为了寺院的农奴，他们在寺院的土地上劳作，为寺院提供了稳定的劳动力和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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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牟尼赞普又相继颁布了“三均富贵”

、“四大供养”

和“七户养僧”

的兴佛法令的推行，让信仰本教的信徒越来越难以忍受

“四大供”

的号令传遍了吐蕃的每一个角落，要求全国的民众，不论身份贵贱，都要向寺庙供奉。在寺庙的供桌上，摆放着各式各样的供物，既有价值连城的珍宝黄金，也有破旧不堪的衣物。这一景象，既反映了民众对佛教的虔诚，也映射出社会阶层的差异。

为了平衡吐蕃社会巨大的贫富差距，牟尼赞普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连续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募捐活动。他下令所有臣民，包括贵族，都要拿出一半的财产捐给各地寺院。这种简单粗暴的“均贫富”

方式，被史料称为“三均富贵”

。

牟尼赞普的设想虽然丰满，他认为通过“三均富贵”

能够缩小吐蕃的贫富差距，但现实却异常骨感。这种“暴力均富”

的措施，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触怒了所有的贵族，引发了他们的强烈反抗。

在798年的一个昏暗的夜晚，牟尼赞普的执政生涯戛然而止。一杯致命的毒酒被送入了他的口中，结束了他一年零九个月（也有说法是一年零四个月）的统治。

等到赤祖德赞上位之后，他不但大兴佛教，并且在朝廷中重用僧人，甚至把国家大权都交给僧人，引起了贵族们的极大愤慨，于是他们积极策划灭佛活动。

在赤祖德赞的统治时期，一项名为“七户养僧”

的新制被推行，使得僧人数量迅速增多。这项制度要求每七户民间家庭供养一位僧人，以确保僧侣阶层的生活无忧。然而，这样的制度给民众带来了沉重的负担。税赋的重压之下，百姓的生计受到了严重影响，不满和怨恨的情绪在民间悄然蔓延。

在这个场景中，村民们面带愁容，他们在田间地头辛勤劳作，却发现自己的收成大部分都要用来供养僧人。家庭中的粮食日渐减少，孩子们的营养跟不上，而僧院中的香火却日益旺盛。民间的市集上，人们议论纷纷，私下里抱怨着重税带来的生活困境，对佛法的反感情绪在悄悄增长。

与此同时，赤祖德赞所推广的佛法，乃是印度晚期佛学的大乘精粹，其深奥的义理和复杂的修行方式，绝非一般民众所能理解接受。在普通百姓看来，这些高深的佛法与他们的日常生活相去甚远，无法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因此，即使寺院的金顶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僧人们诵经的声音昼夜不停，民间的离心离德却日益加剧。

面对赤祖德赞颁布的一系列兴佛政策，王室贵族的不满情绪如同潜藏的暗流，渐渐涌动。沉重的经济负担让贫苦百姓苦不堪言，而贵族们则对这些政策感到自己的利益受到了侵犯。在这种不满的氛围中，贵族大臣们开始暗中策划，试图动摇赤祖德赞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