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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16章 改造二（第1页）

“是啊，你当初跟我说，最怕的就是你数算天文研究的再好，也因为传承的人太少，日后逐渐的失传了，而红营治下连乡野小民都能用方程式清算税粮，有如此根基，自然是比满清那边更容易传承你的成果……”

顾炎武微笑着点点头，语气柔和的教训着：“可是你入了红营之后，就一心搞自己的研究，教书育人嘛，也只是上上课、带带课上的学子而已。”

“你明明是看到了老百姓们的智识才留下来的，可做事的时候却又不相信老百姓们的智识，只觉得他们和你的层次隔的太远，没有交流的必要，更不可能从他们身上借鉴吸收什么，只需要等你研究的成果出来，然后摆在他们面前，至于他们会不会学、能不能看懂，你也无所谓，定九，我说的没错吧？”

梅文鼎面上又是一窘，身子却微微坐直了，帮顾炎武总结道：“精英主义、精英思想，不相信百姓的力量，抱着拯救者的心态，高高在上。”

“倒也不必评的这么不留情面！”

顾炎武哈哈一笑，继续说道：“其实吧，说到底，你并不是那些不明白道理的腐儒或心怀鬼胎的落后旧士人，就是整日里闷在大学堂里头搞自己的研究，脱离社会、脱离群众，所以路就走偏了，你看看，当年你跟着我在红营吉安乡间走一圈，就能下定决心当反贼，如今你出去逛了一圈，不也主动意识到你那精英主义的思想问题了？”

“所以说，我们这些知识分子，还是要走出去，社会生活的观察和实践，本来就是红营一直在提倡的，但是大学堂里头以前一直没有有系统的组织这个工作，主要是下几个文件，各个学院甚至个人自的进行社会观察和实践，以大学堂的名义组织的社会观察和实践活动，基本上都是配合其他部门参与，其他部门或组织工作上遇到需要我们辅助的地方派人找上门来，大学堂才会协调人手过去，要么就是红营有政策下乡下厂，才会组织参与.......”

“这次和辅明谈过之后，对这一点我也进行过反思，我们提倡社会观察和实践，但很少有系统的、定期的、主动的去组织师生参与社会观察和实践，往往是被动的参与......”

顾炎武叹了口气，看向梅文鼎：“定九，大学堂若是定期规定你们必须要参与社会活动和实践，也许你这精英主义的问题，就不会犯了。”

“自己的错误，得优先从自己的身上找问题.......”

梅文鼎笑着摆了摆手：“黄小松他们能够下乡下厂，我却整天闷在学院里搞研究，说到底还是自己的问题。”

“倒也不用都怪在自己身上，一个人的命运，既要靠个人奋斗，也要考虑历史进程和外部环境嘛！”

顾炎武微笑着摇了摇头，继续说道：“红营和群众百姓们创造了历史的进程，我们大学堂呢，就要把外部的环境给搞好，因此之后我们的工作重点，就应该把组织知识分子参观和参与社会建设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加以通盘的安排，特别是许多中间分子和落后的旧士人，对他们的助推和改造，更应该与社会紧密结合。”

梅文鼎认真记下，又提起一旁的另一支笔蘸满红墨，在这一段下头重重划了两笔，顾炎武等他做完这一切，才继续说道：“然后是业务实践，业务的实践对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也有重大的作用。什么叫‘业务实践’呢？我自己划了四点——学术研究深度参与生产项目，课程设置紧密联系经济建设实际，学术研究方向以解决目前经济建设和社会展中急需的问题为优先，最后便是指导基层业务、深入基层提供技术和学术支持。”

“咱们有些知识分子，研究学术只是为研究而研究，不去考虑其对社会和经济建设有什么作用，躲进小楼成一统，教学上呢，就是大书呆子教小书呆子，只讲学术和理论，不考虑如何去与现实相结合，定九，你之前就有这样的倾向......”

“还有一些人呢，则是还抱着旧社会里头士林官绅那一套，把学识当作划分阶层的壁垒，追求什么‘往来无白丁’，搞研究、做学术，只和‘智识相等’的人去交流讨论，平日里常以‘教授’、‘专家’为荣自称，恃才傲物，甚至于以资历、地位垄断学术话语权，压制不同观点，将学术变成个人私产，形成所谓的‘学阀’！”

“还有些人呢，没有前一类人那么过分，但是他们搞研究搞学术，纯粹就是为了个人的名利，为了青史留名、为了个人利益，他们也会为基层和百姓群众做贡献、搞科普推广，但本心里头完全都是为了自己的私利，是借此‘完成任务’，甚至于邀功请赏。”

“业务实践，就是要形成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实践载体’与‘转化桥梁’，在学术领域，迫使知识分子转向群众百姓急需解决的应用问题，，在解决‘工农生产实际难题’中，意识到旧有纯理论研究的局限性，摒弃‘为研究而研究’的精英恶习，教学过程中则和现实社会展紧密联系，从‘知识为精英背书’，转为‘知识为社会生产服务’，从根源上削弱精英主义的思想基础。”

“然后，是通过业务实践消除阶层隔阂，只有在业务实践中与工农群众打成一片，才能真正明白‘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不是高踞于群众之上的贵族。跨学科、跨身份的协作，才能完成业务，也才能在其中认识到社会分工和社会协作的重要性，迫使知识分子放弃‘独断专行’的学阀做派，学会‘虚心倾听、平等讨论’。”

“且业务实践过程中，权威来自‘能否解决实际问题’，而不是来自谁资历深、谁读书多、谁门徒和拥护者更多，这自然就打破了学阀对学术的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