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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质上来说,所谓治国,就是拆东墙补西墙,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一个庞大的帝国,每天不知会出现多少事件和问题,有的是好事,有的是坏事,有的不一定能解决,只能拖着,有的容易解决,杀人便可,还有的既不能拖,又不能马上解决,这样的问题往往是大麻烦。
滕王说的事情,在李钦载看来麻烦不小。
从表面上看,十几个州县抗拒种植番薯,问题好像并不大,最坏的情况无非是朝廷舍弃这十几个州县不种,对偌大的大唐帝国来说,这十几个州县的番薯产量并不会影响太大。
但,那只是表象。
站在李治和朝廷宰相公卿的角度看,十几个州县抗拒朝廷政令,问题大了。
说他们造反或许没那么严重,但他们却实打实地抗拒中央集权,抗拒天子诏令,这是不臣之举。
如何解决?
李治下一道旨,把这十几个州县的官员全部问罪罢免?
治国若是这么简单,人人都能当皇帝了。
如今仍然是天子与门阀精英共治天下的格局,准确的说,在长安城或是关中京畿地区,天子是无可争议的老大,谁敢不服,下辈子投个好人家。
但在京畿以外的地区,天子与地方门阀基本处于股份制公司的形式,天子当然还是无可争议的董事长,其他的地方门阀则是大股东。
董事长的行政命令通常情况下,股东们都要遵守并执行。
但若是股东们对董事长有了意见,决定联起手来抗拒董事长的命令,大家合在一起凑一凑股份,董事长的股份小于百分之五十一,这种情况可就不好说了。
世家门阀族人在长安城里必须老老实实趴着,天子说啥就是啥。
但到了地方上,世家门阀对地主阶级和民间百姓的影响,其实是大于皇权的。
长安朝廷颁下的诏令,地方门阀大多数情况下不敢抗拒,只能老老实实配合执行。
但若是门阀对大唐朝廷心怀怨恚,有心抗拒,那么朝廷的政令在地方上真的很难推行下去。
眼下江南岭南道的情况便是如此。
门阀联手抗拒朝廷政令,偏偏还没法说他们谋反,尽管他们干的事确实是不臣之举。
因为这地方对中央朝廷的软性对抗,这种事历朝历代都有。
上到武王伐纣,下到汉朝的七国之乱,以及西晋的八王之乱等等,其实都是从地方对中央的软性对抗而开始的。
事件之初,在没有真凭实据的情况下,由于地方势力太过庞大,中央朝廷也不便处置。
问罪当地官员也不现实,门阀经营地方数百上千年,本地上任的官员与门阀之间已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者官员本就是门阀的门客故吏,朝廷动了他们,也跟动门阀没有区别。
不能打草惊蛇,怕逼反了地方门阀,又不能放任不管,怕门阀在本地坐大,长此以往,朝廷真就失去了对这个地区的掌控。
一个小小的推广番薯种植事件,稍微一深思,便引了如此严重且复杂的危机。
李钦载有点头痛了。
李治和武后穷其一生誓要削弱世家门阀势力,不是没有原因的,他们对大唐...
对大唐的贻害太深了。
但这对夫妻做了一辈子的事,成效却实在不大,直到武后逝世,世家门阀的势力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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