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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60章 英国人就是说阴阳话的人（第1页）

第96o章英国人，就是说阴阳话的人

在白厅，内务部的官署从来都不是以气派取胜的。

马车驶过石板路的声音在街道上回响，卫兵的脚步声在远处交错，甚至偶尔还能听见从唐宁街方向传来的交谈。

然而一旦踏入那扇并不起眼的木门，所有声音便像是被厚重的墙体吸收了一般，陷入了沉静、肃穆的压抑氛围。

这里没有宽阔的前厅，也没有任何象征权威的装饰。狭长的走廊沿著旧建筑不规则地延伸，地毯在靠近门口的地方已经被磨出了浅浅的痕迹，显然每日都有大量内务部的下属官员从此经过。高窗透进来的光线并不充足，只够让人看清脚下与墙边的门牌，却不足以照亮整个空间。

作为济贫法委员会的秘书，埃德温·查德威克对这里的环境再熟悉不过。

《埃德温·查德威克爵士相片》拍摄于19世纪6o年代相较于亚瑟刚认识他的时候，查德威克这些年明显苍老了许多。

还记得二人初识，是在183o年，那时候的查德威克刚刚年满3o岁，作为伦敦内殿律师会馆的毕业生，他赶在31岁生日到来前，正式取得了出庭律师资格。

而比他小十岁的亚瑟，此时仍然挣扎于温饱线上，是个成天混迹於伦敦街头的小警官。

倘若不是杰里米·边沁的关系，亚瑟几乎不太可能与这位中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年轻律师结识。

但是在183o年之后，亚瑟的命运很快就步入了快车道。

而身为边沁秘书的查德威克，也在格雷内阁上台后，出任大法官布鲁厄姆勋爵的私人秘书。

而到了1832年议会改革后，他更是以激进派代表的身份被辉格政府任命为济贫法委员会秘书，负责调查济贫法实施情况，并起草了那份为《新济贫法》铺平道路的《关于英格兰与威尔斯济贫法运行情况的调查报告》。

总的来说，亚瑟与查德威克作为边沁的追随者，二人平时在工作中的配合还算默契。

尤其是当年霍乱肆虐不列颠时，为了能够尽快压制疫情，查德威克不惜在大法官厅替警务部门的诸多越权行为做了相当程度的辩护。甚至，在大法官布鲁厄姆勋爵都认为苏格兰场搞得有点过火的时候，查德威克依然坚定不移地站在了亚瑟那一头。

当然，查德威克会替亚瑟辩护可不是什么偶然，更不是因为二人存在利益上的牵连。

如果说查德威克与亚瑟之间存在某种天然的理解，那并非源自私交，而是源自他们对「自由」二字的相同理解。

在他们看来，自由从来不是一种自状态，而是一种需要被精心设计、严密维护的结果。它不是从人群中自然生长出来的，而是通过制度、纪律与权威被塑造出来的。

如果一言蔽之，那就是：他与亚瑟都是专制的自由主义者。而他们的前辈达拉莫伯爵，在某种程度上也属于他们这一行列。

与之相对应的，布鲁厄姆勋爵则不完全如此。

这位前任大法官无疑是真诚的自由主义者。

他一生都在为扩大公民权利、削弱贵族特权而奋斗，对言论自由、议会权威与司法独立抱有近乎本能的尊重。然而，与查德威克和亚瑟不同，布鲁厄姆更愿意相信，自由本身具有某种自我校正的能力。只要制度的门槛被打开，只要旧有的不公被移除，社会终究会在争论与妥协中找到平衡点。

在这个意义上，布鲁厄姆勋爵可以被认为是十八世纪启蒙精神的继承者。

而查德威克与亚瑟，则更像是十九世纪的产物。

查德威克没有停下脚步去和任何人寒暄，只是在经过几名低头工作的书记官时略一点头，便径直朝内侧的会议室走去。

那间房间原本是某位前任官员的书房，后来被改作临时会谈之用，窗户正对著白厅的内院，窗帘常年半掩，使得室内始终保持著不随时间变化的光线。

房间的桌上已经放好了两份文件，一杯尚未动过的红茶，以及一只被反复使用、边角略有磨损的文件袋。

在查德威克到来前，这座官邸的主人已经提前来到了这里等候。

内务部常务秘书塞缪尔·菲利普斯站在桌前随手翻开文件中的一页，确认了上头的日期与署名，随后才合上文件，抬头看向门口。

「请坐吧，查德威克先生。」

《塞缪尔·马奇·菲利普斯石板肖像》英国石板画家弗雷德里克·刘易斯创作于1826年，现藏於伦敦国家肖像美术馆菲利普斯坐下时，没有立刻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