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福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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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序（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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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Note#1的人，动荡的局面使他深感不安。他越是接触社会，越憎恨现实生活中的丑恶现象。他虽对现实不满，却又不肯放弃既有的生活方式。他曾这样自我反省过：“你为什么要

攻击现代的社会制度？”

“因为我看到了资本主义的罪恶。”

（《某傻子的一生》）然而另一方面他又害怕流血的革命。他写道：“总之，我认为要是能像现在的英国那样一点不流血就进入社会主义，那可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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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Note#2他对阶级是有些朦胧认识的，他写道：“从各方面来说，我们大家都生活在激荡的过渡时代，从而矛盾重重。……我们不可能超越时代，而且也不可能超越阶级。……我们的灵魂上都打着阶级的烙印。……”

（《文艺的，过于文艺的》，1927）

芥川这样描述自己道：“……我在气质上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在人生观上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在政治上是一个共产主义者。”

（《他·其二》，1926）他关怀尚处在萌芽状态中的无产阶级文学，在艺术上对它要求很高。他写道：“我对无产阶级文艺也满怀期待……昨天的无产阶级文艺认为社会觉悟是作家的唯一必要条件。……批评家们对资产阶级作家说：‘你们必须有社会觉悟。’我不反对这一点。但是我想对无产阶级作家说：‘你们必须有诗的境界。’”

（《文艺杂谈》，1926）

他依稀看到未来是属于无产阶级的，他说：“贵族不是已经让位于资产阶级了吗？资产阶级也迟早要让位于无产阶级。”

（《文艺的，过于文艺的》）他甚至承认：“社会主

义不是是非曲直的问题，而是个很简单的必然问题。”

（《澄江堂杂记》，1918—1924）然而他又坚持自己的悲观论点：“我相信，在任何社会组织下，我们人类的痛苦也是难以解救的。”

（《文艺的，过于文艺的》）

芥川在这种矛盾心情和“对未来的模模糊糊的不安”

（《给一个旧友的手记》，1927）中，在年仅三十五岁时人为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此事在日本知识界引起巨大的震动，作家们更是纷纷撰文对这位为艺术呕心沥血的“典型的浪漫主义者和艺术至上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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