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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某人的话在满朝文武们看来,无非是另一个‘商鞅’罢了。
而且比起‘商鞅’更加的过分和狠辣,因为这种‘扩大化’的变法改革,归根结底是要革他们的命。
之前的事情就不用说了,他和新政派早就触动了太多旧贵族、地主士大夫的利益。
一开始虽然让他们损失了部分的利益,但韩某人通过旁的途径也算是变相补偿他们了,随意闹就闹吧。
可是这一回,他竟然想要拿绳索和利剑给整个朝廷与官僚阶级上强度,约束名为‘权力’的公器,这能好使吗?!
短暂的沉寂之后,整个朝堂之上,瞬间甚嚣尘上,反对之声此起彼伏,如同惊涛骇浪般压在韩某人和王介甫二人的头上。
在他们看来,整个新政派当前的核心与支柱,就是韩、王二人。
当然这俩人一个定策,一个执行,属于妥妥的狼狈为奸、一丘之貉。
不过看在韩大相公和吕大相公的面子上,就当韩某人是无心之罪,逞一时口快。
但是对于王介甫,他们可就没那么好心了,必须给他一撸到底,贬谪岭南吃荔枝去!
面对群情激愤,这一刻的韩某人和王介甫都没有多说什么,毕竟事实摆在这里,他们就算解释什么,也不会有人听。
约束‘权力’这个公器,自古以来就是难。
甚至可以说自社会阶级产生的那一刻,人们就没有任何办法约束名为‘权力’的公器。
古人靠着个人的品行道德操守,主动寻求制约,例如先秦的孟子、前唐太宗等人的思想,都是‘民重君轻’的典范。
他们都会主动而克制自我对于权力的滥用,这是一个很好的体现,但却是基于古人高尚的道德情操以及对于国家统治的利益而来的。
一旦人性丧失,道德底下,或者不在乎国家统治利益,那么‘权力失控’就会拖着社会步向灭亡。
至于近现代的社会,虽然尝试在法律和设立监察机关上下功夫,但是在层层的社会利益关联下,以及内部的侵蚀下,最后也只会草草了事,让‘权力失衡’,‘为所欲为’。
韩明的观点放在千百年后,属于近现代社会老生常谈的最简单论调。
监察和制约,这种简单的道理,所有人都懂,但是不会有人主动把脖子套上枷锁,也不会让脑袋上竖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更不会让这套绳索和利剑,进入和来到老百姓的手中。
让百姓们来监察和制约他们,内部还要时刻进行自我内省,怎么可能?
他们可是大宋的统治阶级,大宋的顶层,大宋的话事人,怎么能让泥腿子来把他们束缚住。
然而坐于高处的神宗皇帝却沉默不语,只是目光深沉地打量着韩某人。
韩某人心知肚明,自己就像站在悬崖边缘,一步走错便是粉身碎骨。
不过他多少也能摸索出这位新任帝位的神宗皇帝几分心思,这在后世着名的‘元丰改制’中可见一斑。
元丰改制表面上使官员居其位谋其政,有了定职定位,同时裁撤了一些闲散部门和官员,打通了官员的升迁的阶数,客观上减少了政府的开支,提高了行政效率。
而更深层次的含义则是由于宋初皇帝的权力受到宰执制约,而无法强有力的实现皇帝的个人抱负。
鉴于此,神宗为了实现自己乾纲独断的目的,推行了元丰改制,目的就是削弱宰相的权力,使得皇帝可以直接管理朝政。
也因此通过改革,加强了中央集权,削弱了宰相的权力。
元丰改制后,中央集权越来越得到强化,在清朝时达到顶峰,权力完全集中在皇帝一人手中,这才是元丰改制最深层次的影响。
韩某人这一手,既是为了主动迎合上意,约束官僚梯队的权力膨胀,同时也是为了防神宗皇帝突然来一手,强行‘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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