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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第3页）

书简上就一段话：

“制诏昌邑王：使行大鸿胪事少府乐成，宗正德、光禄大夫吉、中郎将利汉征王，乘七乘传诣长安邸。”

对于身在大汉宫廷的人，无论是王吉，还是荒诞不经的刘贺，这两句话，都足够了。

它表明两个信息：一，当今天子、汉武帝少子刘弗陵，已经崩了；二，刘弗陵无子，昌邑王刘贺将为他奔丧，然后继承大统。

王吉是个很拧得清的人。

几百年后，琅琊王氏能发展为名震天下的大世家，跟他这位先祖的性格，也是密不可分的。

比如夜间抓人。宫里围在昌邑王身边的那些佞臣，出得宫外，犯了什么错，该怎么罚就怎么罚，不看一点情面。但是昌邑王也在其中，甚至带头冲撞，罚不了，没权力，那就当作一点儿也没看见。他绝不会像龚遂那样，又哭又跪，闹得满城皆知。

没必要。他只想好好当个中尉而已。

比如这次送书简。确实，有生以来，他从未奢想过自己能担当如此重要的角色，能送出如此锚定乾坤的书简。但这也只是职责而已，他负责戍卫，深夜皇使抵城，临时开门，必须有他的首肯。入宫送信，也是他自己最为妥当。这样一来，他成为了除昌邑王外最早知道这个消息的人。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要因这消息而雀跃、狂喜。

他甚至不想完全被牵扯进去——书简读完，他寻个由头，便退出去了。

但从他呈上这份书简开始，就像在几百里干草地上擦亮了一点火星，须臾之间，疯狂的热潮就蔓延了整座昌邑王宫。

刘贺看见书信是在子时一刻；到第一声鸡鸣之前，王宫里已经有超过一半人在收拾行装。

饶是昌邑国平常再没有规矩，王吉也没想到——去当皇帝这件事情，居然也能闹得满城皆知！

谁是第一个说漏嘴的，这时候追究已经没什么意义了。兴许，就是昌邑王本人。结果是，他那些侍臣苍头们用史无前例的速度，将这个消息传遍宫墙，并且还带着一种强烈的暗示，一种澎湃的号召：

昌邑王本次进宫不是一个人去，是一群人去；

谁能跟他到了长安，谁就能有十辈子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这世间，千百般鬼神，也抵不过一个“利”

字。

王吉更加没有想到的是，昌邑王宫里那些小鬼们，平素习惯了刘贺的节奏，竟然在第二天中午的时候就已经把车驾舆乘准备好了。等王吉气喘吁吁赶到王宫广场，那里已经宝马香车满路，乌泱泱聚集了几十号人，还有更多人不断从宫廷各方蚁聚而来。

王国上下核心官员，比如相、傅、九卿，都尚在混乱当中；鸡鸣狗盗之辈，却一个个意得志满、眉飞色舞，仿佛康庄大道已经铺开。

仓促之间，王吉唯一能阻止昌邑王启程的办法，只有丧服：无论从名义上，还是从实际流程上，昌邑王进宫的首要目的还是为天子奔丧。大汉以孝道治国，子为父、臣为君治丧，必须穿上最高规格的丧服，焚香、祷告、哀悼、祭奠，然后才谈其他。

事实上，朝廷把书简寄过来的目的，根本不是让刘贺启程。制诏明确写了：指定几位大臣，乘七辆驿传马车，前来长安——换句话说，那只是一封预告。预告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昌邑王国赶紧准备好相关物事。比如，上面提到的丧服、丧仪用具；比如，七辆马车就限定了同行者数量，人选必须确定，其余人等也需要安排；再比如，此去以后，王国必然交接，也有大量的事情需要梳理妥当。

这些事情，本该昨晚就跟刘贺说清楚——

现在想这些已经来不及了。为今之计，只有拦下车舆，让昌邑王下令赶制丧服，至少争取两三日时间，再作考虑！

可当他刚拜在仄下，昌邑王刘贺已经走到跟前。虚影晃过，王吉抬头，只见刘贺已经穿上了斩缞服，惨白的，粗粝的，生麻刺硬邦邦杵着，穿在身上，像刀戳斧斫似的。这件斩缞有点小，有点旧——王吉觉得，这也许是刘贺五岁时穿过的那件。

那时候，他穿得跟只小兽似的，一半长出来拖在地上；现在，他穿得滑稽，半截腿露在外边。

也许刘贺把这件丧服藏了十四年，只是为了悼念；

也许，他是为了等一个几乎不可能的机会。

可从来没有人发现过他有这种想法！

穿着斩缞服，按律是不能说话的。刘贺确实沉默着，但整个人漾在一种腾跃的氛围里，甚至没看见王吉，而是快步穿过广场，乘上队伍最前端的马车。然后二话没说，宫门轰然开启，驷马齐鸣，那辆铺满白绢素缟的王车，已驾了出去。

是夜，为了这一生不见之大变局，“白日龚”

和“夜间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