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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3章 杂家（第2页）

秦道家思想的第二个特点是强调生命之动出。主虚静是为道家的重要标志之一，但秦道家则于动静相养中提出主动说。老子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如有无相生、虚实相涵、动静相养。“动”

、“静”

作为哲学一对范畴，和“有”

、“无”

一样，成为整个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概念。一般人都知道老子主静（如谓“静为躁君”

），但忽略他是以动静相养为前提。如《老子》15章说:“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动之徐生?”

这句名言意谓动极宜静、静极宜动，这是动静相养的最佳说明。而老子重视“动”

的一面，常为人所忽视，如他认为道体是恒动的（“反者道之动”

、“周行而不殆”

），他说天地之间是“虚而不屈，动而愈出”

，这都说明“动”

的重要性。

在礼乐文化领域里，秦道家突破了原始道家的局限，开辟了宽广的园地。老庄对于礼乐是采取潜移默化的“不言之教”

;老子论乐有其辩证观点，一方面直陈其流弊，另方面隐说其深义。但论者多只注视前者而罔顾后者。

在道家各流派中，秦道家思想独具开创性，他们不仅在哲学思想上开创出一番前所未有的新天地，而且在语言风格及其所突显的人格风范上也是独树一帜的。黄老道家在思想内涵上显然不及老庄的开创性，他们和孔孟一样，述而有作，无论齐道家或秦道家，其祖述老子却能掌握时代精神而援礼法以入道，如此为老学开辟了广大的伦理空间与法制领域。他们的特长乃在于具有宽厚的涵容性。黄老道家之述而有作，即在“述”

中采撷百家之长，此即今人所谓“创造性的转化”

，同时也在“述”

中表现了他们难能可贵的历史文化感，这方面的特点在秦道家的着作中尤为显见。

秦道家思想的第五个特点是高扬国士独立特行的风范。先秦诸子多属“士”

的阶层，故而莫不以士的立场愿。至老子始标示“善为士者”

的理想人格，或以“君子”

、“大丈夫”

期许1，自后孔、墨继之，并对士人有诸多寄望。重士之风，乃春秋战国时代智识阶层涌现之时势使然;重士言论，并非儒者独有现象，道、儒、名、墨各家皆然，唯各家所标示的人格型态互有差异，乃属同中之异。

秦道家思想的第六个特点是提出贵众之说。春秋战国之动荡不安，祸根来自统治阶级。由于制造问题与解决问题端赖上层，故诸子多目光朝上提出诤谏、建言。在诤谏、建言中出现民本思想。而诸子中墨派立场较关注“农与工肆之人”

（《尚贤》）。老子已强调施政要“以百姓心为心”

（49章），并说“高以下为基”

（39章），这就是要以百姓的愿望为愿望，以百姓的意见为意见。

一是取长补短之意。《用众》谓:“物固莫不有长，莫不有短，人亦然。故善学者，假人之长以补其短。”

这些话正反映了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所说的黄老道家采众说之善的特长。《用众》还譬喻说:“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众白也。”

这种掇取“众白”

以成裘的方式，也正是《吕氏春秋》作者那种涵容并包的风范的表现。

二是提出“众知无畏乎尧舜”

的特殊看法。《用众》说:“以众勇无畏乎孟贲矣，以众力无畏乎乌获矣，以众视无畏乎离娄矣，以众知无畏乎尧舜矣。”

秦道家强调众勇、众力、众视、众知所汇聚的力量之强大作用，这主张在道家或诸子中是极为特别的。

三个特点是提出“君之立出乎众”

的时代意义主张。在古代，王位的取得及君权的来源等问题，总要染上天意授受一类的神话，即使在孔、孟思想中都不免透露出这痕迹。宗法世袭制行之已久，弊害显见，墨子对儒家主张的宗亲血缘政治做出猛烈的批评，如谓“骨肉之亲，无故富贵”

（《尚贤下》），仅仅缘于“骨肉之亲”

，连白痴都肆居高位而享特权，因而禅让说的提出实已是对世袭制的一种挑战《用众》说:“凡君之所以立，出乎众也。立己定而舍其众，是得其末而失其本。”

这里，提出两个十分根本性的主张，一是君位出于民众的说法;另一是民为本君为末的观念。后者比孟子民贵君轻之说更跨进一步，而君民为“本末”

关系之说，这观念实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显然，《吕氏春秋》这种时代的主张和秦始皇的理念根本截然对立，这类主张便足以使吕不韦招致杀身之祸。